军人本色简谱 军人本色原唱曲谱

【注：于海，生于1955年，国家一级指挥，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现任解放军军乐团音乐总监，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会长。本文发表于2009年3月人民政协报《使命》丛书（作者：祁胜利）】

于海：指挥若定扬国威

文·祁胜利

心细如发、镇定自如，他30多年的军乐团指挥生涯见证着祖国的壮大与强盛。

高遏行云、低逐流水，他无论是指挥演奏国歌还是世界名曲都已臻圆熟境界。

一本初衷、忠果正直，他从军乐团到中国管乐学会再到全国政协不辱使命。

国庆大典完美亮剑

于海获得的殊荣令人艳羡，然而只有他最知道其责任的重大。只有刻苦演练、细心周到，方能万无一失。

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有着神圣的使命。作为一名优秀指挥，于海几乎亲历、见证、参与了共和国30年来每一个重要时刻。他曾在党的第十五、十六、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上指挥全体代表高唱国歌，还多次在每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开幕前指挥乐队演奏礼仪乐曲。而最令于海感到荣幸的是曾以不同身份参与国庆大典——

1970年10月1日，他作为军乐团最年轻的单簧管演奏员之一，在天安门广场演奏《东方红》并接受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检阅。1984年10月1日，他又以联合军乐团分指挥的身份，光荣地接受了邓小平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1999年国庆，他更以千人联合军乐团总指挥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的最高处，接受了江泽民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

1999年夏，于海受命担任国庆50周年大庆联合军乐团总指挥。阅兵总指挥叮嘱他：“平时训练我们是总指挥，到现场你就是总指挥，你的节拍就是口令。”其实于海又何尝不知道军乐演奏的重要性——不单要很好地烘托喜庆气氛，更要控制好全场活动的节奏，因为所有受阅部队、群众、车辆都是踩着乐队的拍子通过天安门。作为总指挥，要求按照每分钟116拍的节奏，在2小时的阅兵过程中不乱不晃。哪怕每分钟只快一两拍，整个阅兵就可能提前好几分钟结束。

训练的难度还在于：1200多名演奏员来自全军14个单位，演奏队列排面长达100米，而声音传播的速度是每秒340米，如何保证演奏协调整齐？大典上要不间断地演奏35首乐曲，每个军乐团成员都要把这些乐谱牢记在心。而4个多月的演练都是在户外，每天数小时的曝晒对身体是极大的考验。因此战友们不禁感叹“一辈子的苦都吃在大典上了” 。而于海除此之外，还要和6组18位分指挥加练同步打拍子。入夜，他到各乐队驻地传授经验、鼓励年轻队员：“国家盛典上的军乐演奏最重要的是尊严和豪情，军乐队员最重要的是自信和坚定，丝毫的犹豫、紧张就好比战士在战场上做了逃兵。”

与以往不同，50周年大庆的升旗由机器完成，升旗手没有调节的余地，因此国歌演奏指挥身上的责任陡然增大。现场最后一次演练，一位中央领导发现国歌演奏完时国旗没有升到顶。然而计时表明，于海打的拍子和升旗程序都是46秒，问题出在哪里？细心的于海发现，相距几十米远的升旗手是听到国歌奏响再按按钮，而且他的手和按钮隔着一段距离，这样就有了半秒多的时间差。对照升旗速度和旗杆高度，这半秒钟就造成了几十厘米的不同步。于海建议升旗手把手虚按在按钮上，看见自己手落拍的一刹那触动按钮，如此一试果然配合得天衣无缝。

就这样在军乐团零误差的引导下，不但国旗升得很完美，42个方队还恰好按时整齐地通过广场，缔造了世界阅兵史上的辉煌……

军乐团的另一项基本任务是在外国首脑访华时演奏对方的国歌或乐曲。有些国家的国名十分陌生，更不用说其国歌和音乐了。特别是有些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送来的乐谱不太规范，也没有可供参考的有声资料。于海他们只好请这些国家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来讲解乐曲和有关背景，再凭体会和感觉指挥，请他们旁听，反复调整处理，直到他们说好。2006年中非论坛，40多个国家的元首扎堆儿抵京，为避免忙中出错，军乐团联合外交部请各国使馆来人签字确认，结果还真查出一个原先不对的国歌乐谱，从而避免了一起原则性的政治错误。

近年来，军乐团每年都要为七八十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出席的国务活动现场演奏，由于准备工作细致充分，没有出一起差错，多次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

参军波折缘定指挥

于海屡当重任，凭的是精湛的指挥技艺。他当年参军可谓一波三折，那段经历使于海立志，一定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指挥犹如乐队的灵魂，决定着演奏的成败，不容有失。虽然时常背对观众，但观众却能借助指挥的动作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乐曲。于海的手势灵敏而不夸张，干净而有力度，明了的动作指示每一位演奏员准确地演奏，使各声部配合得天衣无缝；多年来形成了朴实大方、刚柔相济、洒脱奔放、严谨细腻的指挥风格。不少和他配合的著名乐队都表示：“于海具有超乎寻常的驾驭音乐的能力。”

于海1955年生于山东日照，翌年就随父母来到潍坊高密。天资聪颖的于海5岁半入学后就对乐器着了迷，音乐老师家的口琴、手风琴、二胡，他样样爱不释手，很快就学会了简谱，掌握了基本的节奏和音高技巧。

1969年春，部队来山东招兵。那个年代，军人社会地位高、受人尊重，当兵入伍几乎是青少年最向往的。于海也不例外，已上高一的他很快被烟台某工程兵团选中，眼看就要领军装了，心疼的母亲却不禁哭了——毕竟于海刚满14岁！看着母亲难过的样子，于海选择了放弃。到了1969年中，总参来招外语新兵，结果于海通过了考试却鬼使神差地错过了体检。是年9月，军乐团在高密招兵，进入最后名单的于海却因为误诊给刷掉了。

如此三次参军不成，于海失望至极。然而好运并没有离他而去，1969年底，因为军乐团在邻县胶州的名额没招满，又让他来试试，这一次于海终于成功搭上了末班车，全家人也为此兴奋不已。1970年1月6日，于海来到北京。从这一天起，他不仅如愿以偿穿上了军装，最喜欢的音乐还成了他终生的职业。

根据于海的自然条件，军乐团老师分配他学习单簧管。在学员队，尚不识五线谱的于海开始了刻苦的学习。他不放过每一次学习提高的机会，或向老师请教或与同学们交流；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练习。3年学员队学习，在严格的筛选中，三分之二的人被淘汰，而于海以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和过硬的业务能力正式成为军乐团的一员。后来经过数百次国家庆典、重要集会、迎送外宾等活动的历练，于海不但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奏员，而且具备了敏锐的听觉、良好的乐感和全面的素质。

1978年初，改革开放的春风乍起，团领导决定挑选三名年富力强优秀的演奏员改学乐队指挥。年仅23岁的于海凭借对音乐节奏、速度、句法、层次、旋律造型的准确把握，被幸运地选中。在启蒙老师吕蜀中、指挥教育家黄飞立、作曲家黎英海、刘霖等国内顶级音乐专家的悉心指导下，于海的水平突飞猛进。

到了1985年，尽管于海已经能够承担一些重大场合的指挥任务，尽管他的女儿还不满2周岁，但志存高远的于海觉得自己还要继续深造，于是他在这一年考进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干部班，师从著名指挥家李华德教授。1988年，于海以门门功课9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毕业，并回到培养他成长的军乐团。他终于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厚积薄发……

曲尽其妙助力外交

如果说在重大礼仪场合演奏宾主双方的国歌是军乐团的“规定动作”的话，那么在众多外交场合下演奏恰当的乐曲则是“自选动作”。比较而言，“自选动作”的难度更大，但如果完成得好，不但能为军乐团赢得更大的声誉，而且能为国家外交做出积极的贡献。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中有一则故事：在欢迎他的宴会上，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尼克松非常熟悉的乐曲《牧场上的家》、《火鸡在草堆里》，总统惊讶于在“封闭、落后”的中国，居然有人能演奏他家乡的乐曲，而且演奏得这么好，因此非常激动，以至于在他正式的访华评价中还专门感谢带来美妙音乐的中国军乐团。其实，这些乐曲都是周总理亲自选定的。

一段优美的旋律，有时能使复杂严峻的话题变得轻松愉悦、能使友谊融洽的气氛更加浓郁。由此于海深切地感到，军乐团的工作不仅能展示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文化修养，而且成为国家外交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当于海真正成为军乐团的指挥，他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职责。他和战友们更加勤奋，不但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还每每细心地提前做好功课，用完美的演奏不断给贵宾带来惊喜和美好的记忆。

1992年日本天皇明仁来访。在我国的欢迎宴会上，于海指挥演奏了一首皇后美智子作曲的《合欢树下》。当最后的音符止住，日本客人立刻以热烈的掌声表达对军乐团的赞叹与感谢。然而没有谁的评判比得上作者本人的褒奖——美智子皇后特别激动，她向乐队频频鞠躬，并握着于海的手说：“您指挥得太精彩了，谢谢您。”

智利国歌几乎是世界上最长的国歌，在外交场合，很多国家、包括其本国的乐队常常只演奏其中的一部分。然而1992年智利总统率其代表团访华时，军乐团却完整、准确地演奏了全曲，代表团的高级官员们激动不已，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对智利人民最大的尊重与理解。他们甚至打破了外交常规，长时间为军乐团的精彩演奏而热烈鼓掌。

1994年，军乐团参加了在芬兰哈米娜市举行的国际军乐节。好几个世界知名的军乐团都演奏了表现芬兰人民为争取独立解放而斗争的音乐史诗《芬兰颂》，而我国军乐团的演奏饱含了对芬兰人民的理解与同情，精妙地表达了芬兰人民渴望自由、赞美祖国壮丽河山的真挚情感，因此深深地打动了芬兰听众。当翻译向哈米娜市议长介绍于海，说他是非常优秀的指挥时，这位女议长在一连几个“不”后说：“不是非常好，是最好！只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指挥和乐队，才能将我们的《芬兰颂》把握得这样准确、深刻！”在中国军乐团尔后的几场演出中她场场必到，而且每次都要请于海在节目单甚至她的衣服上签名留念。军乐节闭幕时，组委会秘书长把会旗送到时任团长吕蜀中和指挥于海的手中——这可是军乐节给最好乐团的殊荣。我国驻芬兰大使由衷地说：“你们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芬兰的声誉，帮助我们做了难以替代的工作。”

1995年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访华的欢迎宴会上，于海指挥演奏浸透着奥地利人民热爱家园之深情浓意的《蓝色的多瑙河》圆舞曲，来自音乐王国的克莱斯蒂尔总统来到乐队前激动地伸出大姆指，对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说：“太好了，和我国的乐队演奏得一样出色。”江主席欣喜之余特意请乐队再演奏一遍。克莱斯蒂尔总统兴奋地站起来指挥大家随着音乐的节拍击掌，江主席则带头离席迈出了舞步，总统也随之起舞。演奏完毕，两国领导人热情地向于海和乐队首席敬酒，并与全体演奏员合影留念。

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访华的欢迎宴会上，军乐团精心挑选了布什竞选总统和成功时的伴奏曲《德克萨斯黄玫瑰》，布什非常既惊讶于中国对他的关注和了解，又开心于乐曲演奏的动听，遂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每谈及此，于海总是这样表示：“军乐团的演出同祖国的荣誉系于一体，为祖国外交服好务，我们责无旁贷！”

提升团队军人本色

尽管指挥对乐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于海从来都认为个人离不开集体的相互配合，指挥和演奏团队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他当上军乐团团长后，不但为乐团扶危解困、为下属创造良好环境，还努力使乐团上水平，逐步打造出一支技艺高超、能打硬仗的强军。

2003年3月，于海成为军乐团50多年历史上的第8任团长。他决心一定要把军乐团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接力棒传到手上，于海才知当家的不易。作为全军唯一授衔的文艺团体，军乐团近400名成员中仅现职大校就有120多人。然而在这样一个屡建功勋、高手如云的团队，住房问题却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于海就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果断推翻原先的过渡性集资建房方案，他带领班子跑上级领导、访有关部门，汇报军乐团的实际困难和解决办法，终于赢得上级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不久，在他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全新的建房方案，长期困扰乐团的住房问题基本解决，全团官兵的热情高涨。

随着军乐团不断创造辉煌和队员待遇的提高，加上军乐团多年的积淀，军乐团后备人才的摇篮——学员队已升为国家正规的本科教育，并成为全国管乐精英青睐的培训园地。如今尽管学员队每4年一招生、每届只招40人，招考时仍有上千名具备相当基础的学子报名。

在努力提高艺术水准的同时，于海和团班子还非常注重队员意志品质的锻炼。他常说：“作为军人，我们上场表演也要像上战场那样百折不挠。”2008年在海南举行的博鳌论坛开幕当天上午，承担演奏任务的军乐团有10余人因食物不洁而腹泻发烧。可到了下午的欢迎仪式，队员们吃着药、打了针就上去了，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胡锦涛主席和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的表扬。

作为一名老兵，他对全军、特别是戍边战士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看来，每次下部队演出，不仅是为他们服务、普及音乐、提供辅导，更是去受教育、净化自己的心灵。多年来，在许多边海防、小远散部队，都留下了他和军乐团的身影。在新疆某边防哨所，看到长年大雪封山，战士们一年困守七八个月以罐头为食，于海不禁泪洒胸前。与边防部队一位“年龄比我大、级别比我低、生活比我苦”的团政委促膝长叹，他体会到什么才叫幸福。因此面对“纯朴得不能再淳朴”的戍边官兵，于海他们总是自带干粮和饮水，跋山涉水前去慰问，演出的时候恨不能再多演几曲。即便回到北京，于海还是经常与远在祖国边陲的官兵们保持着联系，为战士释疑解惑，为战士乐队提供辅导资料。

普及管乐不遗余力

无论是自筹资金举办高雅音乐专场，还是自费进修以推动管乐发展，或是自掏腰包致力艺术教育，处处体现着于海对音乐的挚爱和艺术家的襟抱。

作为一名乐队指挥艺术家，于海也是“高雅音乐”的忠实拥趸；在庄严重大的场合之外，他同样有着张扬的个性。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柴可夫斯基。2005年和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柴可夫斯基之夜”音乐会，他自称是“莫大的享受和满足”。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高雅音乐”、“严肃音乐”受到各种流行音乐的强烈冲击，不少专业演出团体甚至开始自谋出路。于海思忖，“严肃音乐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程度，一个有良知的音乐家不能因为其艰难而放弃或逃避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为了把人们请回音乐厅，他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逆势而上，多次和爱人自筹资金举办音乐会并获得好评，为严肃音乐的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

军乐团是管乐团，管乐包括铜管、木管、打击乐三类，由于演奏声音响亮、不受场地限制，非常适合在大众中普及，是提高民众音乐素质的好平台。与美国、日本等国动辄数万个业余管乐团相比，我国的管乐团不过数千个。为推广管乐，于海2004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管乐学会并被推举为会长。他说“管乐前景广阔，会长责任重大”，为了学习管理经验、发展管乐事业，他还攻读了长江商学院的EMBA。近年来，管乐学会在全国各地举办管乐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繁忙的音乐工作中，于海意识到学校艺术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载体，对于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具有奠基作用。且不说他接过的上百位各国首脑中颇多精通音律的行家和演奏乐器的能手，就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普通学生也有不少擅长至少一件乐器。而在我国的应试教育中，艺术教育没能被放到其应有的位置上，影响了青少年修养的全面提高。

因此，于海近年来开始致力于艺术教育。他响应教育部“高雅艺术进校园”，只要时间允许便有求必应。如今他不但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10几所高校的兼职教授，还受聘担任北大、清华等名校的艺术指导。这些辅导很多是义务的甚至要倒贴钱，但他却乐此不疲：“我们小时候没有条件，如今有条件了，要为下一代当好人梯。”每当看到自己培养的孩子或搞了专业，或提高了素质，他都非常欣慰。

2008年，于海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他就不失时机地围绕艺术教育提出了2份提案——

针对我国学校艺术教育资源不足、配置不均衡的现状，他提出《加强学校艺术教育法规建设》，建议国务院研制出台《学校艺术教育工作条例》，以加强依法治教力度，统筹协调教育、文化、宣传等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效能。他还建议各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把学校实施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有关内容纳入督导范围，使是否认真实施成为教育部门业绩考核的重要标准。

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资源可谓匮乏，大多数学校没有达到教育部颁发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音乐美术器材配备的最低标准，有的农村小学连一件像样的乐器也没有。基于这种状况，于海提出《为农村中小学配备艺术教育设施设备》。他认为应该借“国务院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春风，保证推进素质教育必需的基本条件。他建议：一、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中列入艺术教育专项，用于改善农村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学设施设备，二、结合农村校舍改造规程，在县乡中小学装备艺术教育专用教室，给每所乡镇中小学和村完小配置一个音乐教学器材箱和一个美术教学器材箱。

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了有关人士的积极响应。

国歌情结推动立法

特殊的职业和多年的经历，使于海成为在重大场合指挥演奏国歌最多的人。对国歌最熟悉也最有发言权的他有一个最大的心愿。

国歌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于海担任专职指挥，经常要在国宾欢迎仪式、各种重要集会上指挥奏唱《义勇军进行曲》。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于海发现国歌版本混乱，甚至国内外的一些著名乐团演奏得也不标准。原来历史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乐谱曾修改过又改回来，造成版本多且都广为流传。于是他查阅了很多资料，找音乐界的老专家探讨，并通过《人民音乐》等专业刊物呼吁“使用正确的统一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处理的办法，得到了音乐界的普遍认可。

几十年间，于海指挥演奏国歌不下万次，他对国歌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尽管早已熟谙歌词中的每个字和乐谱中的每个音符，但对于这样一支具有特殊意义的乐曲，他从未有丝毫的怠慢。每次演奏前，他都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从整体情绪的把握、演奏速度、某一小节的强弱、结尾音的长短都提出十分明确的规定，还叮嘱演奏员全神贯注，向人们奉献最规范、最标准的国歌版本。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上我国国歌的演奏就是于海力主采用的标准46秒版本。

和国旗国徽一样，国歌同样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分别为国旗和国徽立法。何时才能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于海多年来一直为此努力着，他多次表示，“国歌如能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必将推动国歌法等相关法律的出台，从而进一步规范国歌的奏唱、使用行为”，“法律能更有力地捍卫国歌的尊严，促使人们更加珍视国歌。”

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1982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改，《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取得我国宪法典的地位。然而由于没有专门对国歌立法，国人对国歌缺乏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在一些大型活动奏国歌时，有的人不肃立、不脱帽、（军人）不敬礼，有的人心不在焉，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更有甚者把国歌作为一般喜庆、休闲乐曲播放，有的手机厂商竟将国歌设为铃声。《人民日报》曾报道某大学要求学生默写国歌歌词和词曲作者，完全答对的不到10％。这引起了于海深深的不安，他甚至想当面质问那些不知晓国歌的年轻人：“你会唱那么多流行歌曲，难道不会唱国歌吗！你能学那么多英语单词，难道就记不住国歌歌词吗！”

十一届全国政协会上，于海就针对国歌提出了两个提案。在《为国歌立法》的提案中，他建议：一、将国歌的正式文本、演奏或演唱场所与时间、制作与发行、对侮辱或肆意破坏国歌形象的惩治等内容进行立法；二、针对国歌的违法犯罪，应在行政法、刑法中得到体现。如随意播放国歌、随意增删歌词和乐谱、肆意改编国歌音乐表达形式等行为应及时制止，严重者追究其法律责任；三、进行公民的国歌与宪法意识的教育，把国歌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教育和公民教育。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国运动员带头维护国歌尊严》的提案中，他提出我国运动健儿作为东道主，维护国歌尊严绝对不能马虎。鉴于以往个别运动员在演奏国歌时起立不迅速，注意力不集中，姿态不端正，跟唱不标准等问题，他提议：一、对运动员进行国歌知识和有关法规制度的宣传教育，使其增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荣誉感、责任感，强化自觉性；二、组织运动员进一步学习、熟悉和掌握国歌，通过认真教唱和训练，使其记准、记全歌词，能随旋律大方自然地跟唱；三、对运动员进行必要的临场反应和形体训练——从听到国歌迅速起立、演奏过程中凝神注目到跟唱国歌等进行规范、训练和推演，使我国运动员动作整齐一致、利落美观。于海的提案得到北京奥组委的重视，将条款列入了参赛和观赛文明守则，为树立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平和心态宽容传家

功成名遂的于海生命中有三个最重要的女人，尽管母亲去世和妻子生产，他都因为工作没能陪在她们身边。

于海的母亲并不懂音乐，可于海一直把她当作自己事业的“启蒙老师”。于海儿时摆弄乐器的功夫还很差，二胡经常拉得不成调，但母亲并不嫌他烦，而是鼓励他“挺好、不错”。1967年，于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件乐器，这个“高档”竹笛售价是2元。当于海想要的时候，母亲没有犹豫就买下了。要知道那时于海父亲正遭批斗工资冻结，全家6口人都靠母亲的40多元工资过活。正是有了母亲的认可、肯定和支持，于海才有了练习乐器的自信。

于海参军后，母亲依然经常做他最爱吃的腌蛋。1972年，母亲捎来一个大号的腌鹅蛋，于海舍不得吃，就用布包好放在抽屉里，想母亲的时候就看一看。没想到竟一直放到母亲去世。那是1996年7月8日晚，于海得到母亲病逝的噩耗。痛不欲生的他很想赶回老家料理后事。但当时距已经排定的音乐会只剩不到两天，更换指挥已不可能。五衷俱焚的于海几欲昏厥，冥冥中仿佛听到母亲在天之灵对他说：“把音乐会搞好，别放弃、别丢人。”就这样，于海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排练。10日北京音乐厅的观众谁也没察觉他的悲痛情绪，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最后一支曲毕，于海泪如雨下，他来不及向观众过多致意，便匆匆踏上了回乡之路……

那场音乐会是观众送给于海鲜花最多的一次，却也是他指挥音乐会最痛苦的一次。母亲去世了，从此再听不到母亲亲切的叮咛、看不到老人家温馨的眼神，于海为那枚已经风干的鹅蛋专门做了一个小玻璃罩。直到如今，这枚珍藏了37年的鹅蛋仍然摆在他书柜里的显眼位置，成为对母亲永远的纪念。

于海说：“母亲一生把功名、利益看得很淡。每当我进步了，兴奋地向母亲汇报，她并不以为然。可是我生病了、不舒服了，她却特挂在心上。从中我学会了保持平和的心态。母亲还教会了我‘宽容’，多看别人的好处、优点。她还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要多为他人着想。那些年我很想请父母亲临现场看我指挥，可母亲和父亲总是说‘我们也听不懂，去了分散你的精力就不好了’。母亲和父亲给我留下的这些精神财富，让我受用终生。”

于海的爱人黄晓京也是军旅出身，退伍后学的专业是旅游经济管理，现在是一家跨国公司的高级顾问。她堪称于海最忠实的观众——丈夫在京指挥的音乐会她几乎场场不落，台前台后做了许多事务性的工作，还针对演出细节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因此于海总是把音乐会上得到的鲜花送给夫人。热衷于中外友好交流的她还经常被电视台邀请作节目。

1983年12月15日，于海的女儿降生，可他却没能守候在妻子身边。那天正是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宴会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当于海指挥乐队演奏亲王作词谱曲的《怀念中国》后，亲王激动异常，随即来到于海面前，握着他的手连连称赞：“你和你的乐队演奏得太出色了，把我创作时的内心情感完全表达出来了。”这一天也是于海指挥演奏最开心的一次。

或许是为了补偿没听到女儿第一声啼哭的遗憾，于海对女儿备加爱护。他甚至把女儿18岁之前的成绩、挫折、趣事等全都用笔记了下来。他和爱人像母亲那样教育女儿：人生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是心理健康，其次才是功名利禄。聪明的女儿心领神会，也养成了“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2006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凭借努力受聘于国际大型投资银行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后来由于雷曼公司破产，她又进入了另一家国际投资公司。

于海夫妇曾被评为北京市300个好家长之一，并在表彰会上做过典型发言。这个幸福的小家里总是那般的和谐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