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路反王 十八路反王们的下场

诗曰：

人生何欲又何求，王侯将相为谁留？

陆守鄱阳重教化，林筑白云枕江流。

梁臣兵败丧坟底，楚帝势孤卒野丘。

千秋功罪成败论，一样身死两春秋。

且说，在南朝时期，佛教盛行，全国广造寺院。故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县志记载，仅南朝时期，余干境内兴建的大大小小的寺庙多达14所。其中有名的有南朝宋永嘉四年(427年) 朝廷所建应天寺，纪念西汉开国大将、十万户列侯梅鋗。另有甘泉寺、思禅寺、仇香寺、法慧寺、龙泉寺、罗汉寺、奉谷寺、清溪观、日云寺、河湖寺、大木寺、崇道观、元明观等。思禅寺建于冠山西麓，因冠山扼余水要冲，来往船只皆于此泊岸避风，于是一些佛教徒发起向商船摹捐修寺。思禅寺后改名昌国寺，又称昌谷寺，后世“干越八景”之昌谷僧钟是也。崇道观建于城东，为白云真人修炼之所。据称，每当雨后日朗，常见袅袅炊烟起于林间，缥缈无常，传为仙丹炉中升腾之烟，奇丽诱人。南朝年间还出了一件大事，南朝宋孝建二年（455年），余干发生五级地震，加速了东鄱阳湖区的下沉，慢慢地古鄡阳县城和剩下的土地全部沉入鄱阳湖。

话说在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有著作郎陆襄自吴郡（今江苏苏州）迁居余干县城东隅。陆襄，本名衰，字赵卿，后来在朝廷作官时有奏事者误“衰”字为“襄”，梁武帝索性赐他改名为襄，而且将他字名也改了，字师卿。据载，陆襄少有大志，与乡里落落不合。曾有越州刺史赵政问他为何如此？陆襄答：“世降道衰，人多趋利，是以索居。”赵政听后，感觉这位少年很不简单，很欣赏他。

这位后来被梁元帝追赠为侍中、相当于宰相之职的陆襄，为何要自吴郡迁居余干？恐怕与其青年时代家庭的变故密不可分。陆襄的父亲陆闲，在齐始安王遥光手下任扬州治中从事（相当于市长秘书）。永元末年(501年)，遥光凭借着东宫的势力起兵反叛，有人劝陆闲离开遥光，陆闲说：“我为人家当官，怎能逃走避死呢？”后来大军攻陷守城，陆闲被俘，将被处死，次子陆绛请求替父死，没获准，陆绛便用自己的身体挡着刀刃，执刑的人把他俩都杀了。长子陆厥，曾以《与沈约书》而闻名于世，因此下狱，后遇赦，悲恸而卒。陆襄为父兄之死悲痛欲绝，服丧期满后还像居丧一样，乃至终身粗茶淡饭，不听音乐，即便是生姜,如果用刀割过,他都不忍心食用；做饭只用手掐摘蔬菜供厨房之需。

天监三年（504年），都官尚书范岫表荐陆襄，起任著作佐郎（掌撰国史的官员）。昭明太子萧统是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人，久慕陆襄的孝行，又将陆襄推荐给梁武帝，随从梁帝游处。有了太子的保荐，陆襄得到更大任用，后又任太子洗马（主管太子图籍的官）、中舍人等职。后来梁帝让陆襄继任父职，担任扬州治中从事，因父亲正是在该官职上被杀，陆襄坚决不去上任。也许是家庭变故太大，处处触目伤心，陆襄因从吴郡迁居余干（南朝宋永初元年，即420年，余汗复称余干）。

陆襄迁居余干后，静心伺奉母亲。丈夫与爱子的惨死是陆襄之母挥之不去的痛，长年的折磨让她患上了心绞痛。南梁的都城在建康(今南京)，与余干千里之遥，昭明太子惦记陆襄，每月派人骑快马前去探望慰问，并赏赐陆襄母亲美食与衣服。为了给母亲治患心痛，陆襄想尽一切办法。有一天陆襄请了个名医来为母亲治病。这个医生大笔一挥开出医方：粟浆三升。可当时正值冬天，哪儿去找？这可急坏了陆襄，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这时，忽然有一个老人背着三升粟浆登门来卖，陆襄又惊又喜，想付给老人钱，转眼老人却不见了！人们都认为这是陆襄孝心感动了上苍，所以让神仙来送粟浆上门。

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又任命陆襄为太子家令，并掌管书记。陆襄担忧家中母亲，没在都城里做官多久，便又去职回到余干。朝廷考虑到陆襄方便照顾母亲，于大通七年(535年)，起任陆襄为鄱阳内史（相当于太守）。

陆襄任鄱阳内史伊始，就经历了从政以来的一次重大考验。有个鄱阳当地叫鲜于琛（又名鲜于琮）的人率众发动了起义，而且声势浩大。这个鲜于琛是当地道教首领，服食修道法，以道教组织群众，善于利用迷信手段迷惑徒众。比如他入山采药，说自己拾得五彩幡眊；又说于地中得到一块石玺，这种种异像，预示着他日后要做皇帝。这样一来，投奔他门下的徒众就更多，很快信徒遍布鄱阳、豫章、安成（今江西安福东南）等地。

就在朝廷起用陆襄为鄱阳内史不久，鲜于琛率门徒杀死鄱阳郡北部的广晋县县令王筠，并建元“上愿”，置官署，聚众万人，准备前来攻打鄱阳郡。贼众来势汹汹，鄱阳郡百姓惶惶不安。新任内史陆襄想到，首先要让百姓的心理安定下来。陆襄一方面做好充分守城准备，一方面率全郡百姓官吏一起修城隍庙。为何大敌当前，要修城隍庙？古人迷信，当时的人们普遍将城隍视为一个地方的守护神，修城隍，得神佑，同时陆襄还发动官民挖了条护城河。鄱阳城里士气大振。当鲜于琛率万人之众前来攻城时，虽人数众多，但多是乌合之众，而鄱阳守城兵民团结一心，结果根本攻不下来。趁鲜于琛贼众泄气之时，陆襄率守军冲出城外，将这些乌合之众打得落花流水，鲜于琛也被陆襄活捉处死，其手下众人顿时土崩瓦解。

在查办处理鲜于琛同党的过程中，邻郡豫章、安成等地的官员趁机索贿，不少好人全家遭到牵连，一时间冤声载道。而鄱阳郡则不然。陆襄秉公执法，明察曲直善恶，该抓的抓，该放的放，赢得了百姓的赞扬。当时民间流传一首歌这样唱：“鲜于抄后善恶分，人无横死赖陆君。”对于陆内史主政鄱阳时以人为本的仁政，史书还记载了一个故事。有彭、李二家，因为一些事情争斗不休，互相诬告。陆襄把他们请入内室，非但不加斥责，反而和言劝解。二人如沐春风，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于是陆襄设酒食相待，让他们二人尽情饮酒同载而归，从此彭、李亲如一家。于是，时人又作歌道：“陆君政，无怨家。斗既罢，雠（通“仇”）共车。”陆襄在鄱阳为政六年，鄱阳郡中百姓安居乐业，赢得百姓很好口碑。郡人李睍等420人联名上表朝廷，称赞陆襄的德化，请求朝廷在郡中立功德碑，梁帝降旨允许。任期满，百姓又上表恳求陆襄继续留任，但陆襄念母年数已高，坚持乞还故土。

太清元年（547年）陆襄又被朝廷任为度支尚书（管全国贡赋租税的官）。次年八月，降梁的东魏大将侯景发动叛乱，领兵南下，直抵长江。侯景部将宋子仙攻陷钱塘。这时海盐人陆黯率众数千人起义，号吴下军，杀伪太守苏单于，推举陆襄主持郡事。陆襄以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为盟主，派遣陆黯及侄子映公率众力拒子仙。宋子仙与陆黯等战于松江，陆黯败走，吴下军也各自奔散。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又攻陷都城建康城内的台城，建康眼看不保。梁武帝被叛军围困，竟饿死于台城。一次战乱中，陆襄为逃过叛军而藏匿于墓下，他饥寒交迫，忧愤不已，气绝身亡，时年七十。

侯景之乱，不得民心。湘东王萧绎接梁武帝密诏讨伐侯景。大宝元年（550年），有余干县城人刘孝庆挺身而出，组织农民军帮助讨伐侯景，立下战功。梁天正二年（553年），侯景之乱平，萧绎继位称梁元帝，追赠陆襄为侍中（相当于宰相之职）、云麾将军，食邑五百户，后又追封陆襄为余干县侯。《梁书》卷二十七列传第二十一有传。邑人刘孝庆被封为余干男爵。后人有诗赞曰：

鄱水滔滔信水流，道德教化传千秋。

可怜老将逢乱世，生不荣华死为侯。

却说，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北周覆亡。杨坚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随后南下灭陈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南北分裂局面。但隋炀帝在位时过度消耗国力，引发隋末民变和贵族叛变，隋朝很快灭亡，唐朝建立。

唐代以前，余干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城池叫“白云城”，系隋末南方起义领袖林士弘所筑，因城墙高如接白云，故称“白云城”。

关于余干古城，据《余干县志》载曾有4处，分别在四都、冕山、瓜畲、管枥。管枥北倚鄱湖，南临信江，东有饶州官道，处水陆交通要冲，曾临时设县，今遗址不存，然县山尚在。据传，余干县治最后定址时，管枥与冠山两处争执不下，于是有人提议称土定位。方法是两处各出粘土一斗，以土重者为胜。结果冠山这边有人在土中掺盐，使重量立增，最终获胜，管枥人至今引为憾事。据载，余干县第一座城——“白云城”建在元明观前，弋阳溪西，略呈长方形，南北稍短，东西略长，城外越水环护。中有仓前岭、藏山，城墙随山据险，迤逦起伏，高耸越水之畔。林士弘为何要在余干筑城？

话说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起义军大小不下百支，参加的人数达数百万，评书中称“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而林士弘即系“十八路反王”之一。

林士弘是鄱阳人，他豪迈爽直，好武功，通谋略，对隋王朝的统治极端不满。大业十二年(616年)，同乡人操师乞起义反隋，他积极响应，很快成为义军的中坚。当年十月，操师乞攻下鄱阳郡，接着又攻下了浮梁、彭泽等邻县。接着率起义军向江西重镇豫章郡(今南昌)进发，乘敌不备，一举攻占了豫章，并任命林士弘为大将军。

鄱阳和豫章的失守，使隋王朝大为震惊和恐慌。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水路是最便利的交通形式，而彭蠡湖（即今鄱阳湖）区是江南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在江都游幸的隋炀帝不敢怠慢，紧急命令治书侍御史、彭城人刘子翊率兵讨伐。刘子翊曾任南朝齐的殿中将军，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接诏后即带领兵马奔赴豫章。操师乞被初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没有摸清敌人虚实的情况下，仍然采用以往一贯的打法，一马当先，带队猛打猛冲。两强相遇，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双方损失很大。操师乞叱咤风云、冲锋在前，杀得隋军魂飞魄散，也成为隋军的眼中钉和众矢之的。刘子翊命令全体弓箭手一起放箭，万箭齐发，操师乞顿时被射成了刺猬，死在阵前。起义军骤失最高统领，军心动摇，开始败退。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将军林士弘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带领部队继续奋勇抗敌。林士弘及时对整个战局进行了全面分析：隋朝在江南的军队，有战斗力的就属刘子翊这一支，但此时隋朝在北方围剿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已经瓦解，刘军后援无人，军士斗志很低。只有彻底消灭刘子翊部，为操师乞报仇，才能解除对起义军的威胁，振奋全军士气，为反隋大业的发展扫清障碍，因此必须与刘决一死战。战略既定，林士弘立即调整部署，集中一部分人正面防御，牵制敌人；另调一部分人组建水军，发挥起义军战士许多来自湖区的水上作战优势。同时，派人刺探刘部消息，捕捉战机。这年十一月，随着决战时机成熟，林士弘率领起义军与刘子翊军大战于彭蠡湖。由于起义军做好了大战的充分准备，湖区地貌非常熟悉，战士又个个奋勇争先，加之刘子翊军多来自北方，不谙水性，因此开战不久，刘子翊部溃不成军。经此大役，林士弘义军一时军威大振，临近郡县的农民踊跃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在江南成为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

林士弘胸怀大志，没有因取得大战的胜利就偏安一方，而是随即率领精兵十万溯赣江而上，一举攻占虔州（今赣州）。公元616年12月，林士弘在虔州自号“南越王”。不久，又在豫章称帝，国号“楚”，定年号为“太平”，以当年为“太平”元年。建“楚”之后，林士弘任命部下王戎为司空，率领部队攻打九江、临川、南康、宜春等地，这些地方的豪俊之士都纷纷起来杀掉隋朝的官吏，归附於林士弘，很快统一了现在江西全省之地。接着，又派兵攻打南海各郡(今广东一带)，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隋朝官吏望风而逃。于是“北至九江、南洎番禺(今广州)，悉有其地”（《旧唐书》），势力最强时“楚”的领土包括今江西、广东等地。

然而大好形势因一个人而陡转。次年冬，兑州（今广西东兰县一带）张善安率领所部过江，要求归附义师。这个张善安17岁时便做了强盗，在农民起义之初转战攻略淮南地区，手下只有100多人。恰逢孟让被江都丞王世充打败，他的一部分部众归顺张善安，张善安得到800人。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二月，张善安袭击并攻陷庐江郡，因此手头有了资本。但林士弘对张善安存有戒心，让他驻扎在距豫章不远的南塘下。张善安以为林士弘蔑视他，悄悄地派出舟师掩至豫章城外，向义军发起突然袭击。林士弘义军仓卒应战，城被攻破，连外城也被张善安放火烧毁。

这时，梁王萧铣趁火打劫，派苏胡儿袭破豫章城。这个萧铣，是梁朝皇帝后代，618年称帝，也是“十八路反王之一”，最盛时势力范围西至三峡，南到交趾，北距汉水，兵力达到40万。林土弘的大本营丢了，只好弃豫章，凭借彭蠡湖天险，退据余干。但此时“楚”国仍然尚有南昌、虔州、循州、潮州等数州之地。林士弘率“楚”余部数万人来余干时，是617年的冬天。为了抵御隋朝及其他农民起义武装的进攻，林士弘率士兵及余干当地百姓，利用一个冬天，在县邑元明观前高筑城池。据史料，他在余干共筑城三座。这三座城池，一座在冕山，因当地百姓有城墙保护可以自保，故名“免山”，后来又改为“冕山”。一座在元明观前，即今仓前岭、赵家岭一带。当年，这里地势高、下临越溪，在此筑城，城墙高耸如接白云，故名“白云城”。之所以筑城三座，是有前车之鉴，三城成犄角之势，可互为屏障。不少史料上认为，林土弘是准备长期驻守余干，这可以视作林士弘已将“楚”都迁往余干。

大业十四年(618年)四月，汉阳太守冯盎以苍梧（广西东部）、高凉、珠崖、番禺之地（皆属广东）归附於林士弘。武德三年（620年），广州和新州的高法澄、沈宝彻杀死隋朝的州官，占据二州，归附于林士弘。次年，萧铣兵败被杀，萧铣的散兵大部分也投靠了林士弘。这样一来，“楚”国势力逐渐恢复。但冯盎归附於林士弘是出于自己的政治阴谋，不久形势又急转直下，林士弘遭到接连的失败，不得不离开余干，退守虔州(今江西赣州)。《读史方舆纪要》这样评论：“林士弘失豫章而保余干，恃彭蠡之阻也。又弃余干而保虔州，恃赣石之险也。”

公元618年5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并以当年为武德元年。为了统一全国，唐朝对农民起义军和封建割据势力采取了镇压和招抚相结合的策略。在李渊及其他农民武装的进攻下，“楚”国势力范围不断缩小，武德五年（622年）十月，林士弘率领余部，退保安成山洞(今江西安福东南)，病逝于此，义军瓦解。

至唐元和（806-820）间，李德裕任余干令时，余干县治东迁，“白云”古城逐渐荒落，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余干通史演义》著作者为卢新民、王金玉，全书共54回，约28万字，系江西省第一部县域通史演义，内容自上古旧石器时代始，至1949年5月余干解放结束，全面展示余干的漫长历史变迁、重大历史事件，勤劳勇敢、崇文尚义的余干人民在干越这片古老大地上的生活、奋斗、走向历史舞台的历程，以及各个时代的文人骚客、王侯将相、英雄豪杰在余干留下的历史印记，创作态度严谨，考据翔实。本书不仅是余干人必读爱读之乡土典籍，也是研究赣东北地区人文历史社会发展之重要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