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公是谁 陶朱公三个儿子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范蠡

管仲去世150年后，南方出现了一位大商人，名字叫范蠡（公元前536-前448年），后世尊为“商父”、“商圣”。与管仲先商后官的经历不同，范蠡是先官后商。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先败给吴王夫差，随后进入吴国成为夫差的奴隶，取得夫差的信任后获得赦免再回到越国，开始筹划报吴国之仇。后世“卧薪尝胆”就是形容越王勾践不忘耻辱，身为一国之主睡草席、尝苦胆（以示不忘苦难经历），励精图治，十年生聚、十年教养，最终打赢夫差灭了吴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任霸主。

范蠡是随同勾践入吴，和勾践一起在吴国当了三年奴隶，最后又成功辅助勾践灭了吴国的最重要功臣。灭吴后，范蠡看清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不能同享福的狠人，便主动挂剑离去，开始泛舟五湖，最终成为一代大商人，后世又称他为陶朱公。

在历史上，范蠡是第一个以产业模块的方式规划国民经济的人。他认为，只要搞清楚哪些商品是供过于求的，哪些商品是供不过求的，就可以知道哪些价格要下跌，哪些价格要上涨。他已认识到，由于市场供求对生产的影响和调节，供不应求的商品上涨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跌，反之，供过于求的商品下跌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商品价格又会回升、上涨。

范蠡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国经商，从事海产养殖、土产贸易，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商人。齐王听说他的名声，要请他当国相，范蠡推辞后赶紧迁居到一个叫“陶”的地方，并更名为陶朱公。

范蠡不光能赚钱，还慷慨好施，19年间三次聚累起巨额财富，并好几次把大部分家财分散给穷苦百姓，成了有德名的商人。范蠡还是一位天文学家，在越国主政时曾筹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高达46丈的观象台，他将天文运行与农业丰歉进行了周期性研究，并据此预测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趋势，形成经营的策略。

太史公司马迁说范蠡有七种致富的策略，而越国仅用了五种就称霸天下。

当代财经学者吴晓波说：“范蠡能够以长期循环波动的眼光看待工商经济，无疑已是非常卓越——在古今中外的商业世界里，几乎所有的大成功者都是对周期有杰出认识和运用的人，其中包括宏观经济周期、产业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

范蠡自己说过：“所有商品都是因为过多或过少而变得便宜、珍贵的，一种商品一旦太昂贵，大家都去生产，就会变得便宜，太便宜了，没人生产又会变得昂贵。手中的资金要像水一样流动起来，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率。”

范蠡用水比喻流动的资金，老子用水比喻“上善”，孙子用水比喻“兵形”；此三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历史上，范蠡是第一个辞官经商的典范。

与范蠡同一时期的大商人还有北方的子贡（公元前520-前456年），孔子的得意高足之一，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他比范蠡小16岁。史书记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分庭抗礼”这个成语就出于此，体现了商人子贡与君王、诸侯们的对等关系，孔子的声名有很大的因素也是通过子贡的传播而得以更为远扬的。

以欧洲的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对比，若从政治伦理上看，雅典城邦对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实践明显更让人神往，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接民主这样的事物。不过，若以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而论，同时期的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子贡等更有深度的人了。至少从有文字记载的公元前7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语言相通、贸易自由的统一市场，产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阶层活跃。

春秋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就是一个人口7万户，约拥有35万的超大型城市，比同时期的希腊城邦大好几倍，即使是雅典城极盛时期，整个雅典城的人口也仅为15万。

吴晓波认为，无论是管仲还是范蠡，自春秋以来，中国的治国者就非常善于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宏观经济及微观经济。中国商品经济的政府管制特征，自古犹然，其差别仅仅在于运用巧妙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