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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难记

作者：关文杰

刺刀把我扒拉醒的时候，我正迷糊着不知道做什么美梦呢。这时的我，是在吉林和黑龙江交界的一个小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说是候车室，其实就是一座破旧的平房，几把靠背椅，一个大铁炉子，不过炉火快要熄灭了，室内寒气逼人。

那年春天，结束探亲，我从北京回北大荒。特别的是我受命要到吉林的一个县城，去看望我爸爸的一个朋友，顺便带点东西，其实还是为了我能顺利离开北大荒做点铺垫。

3月18日从北京出发，连续两天的硬板车，坐得我是腰酸腿疼。那还不算，连一顿像样的饭也没吃上。列车上用薄木皮做成的餐盒，里外一样的脏兮兮的，我吃了一盒就再也不想碰了。五毛钱一盒的饭菜倒不是很难吃，主要是太埋汰。摞成摞的盒饭，相互挤在一起，根本分不出那个是西红柿鸡蛋，哪个是葱头炒肉，反正菜汤都往一块流淌。

蒸汽机车的煤烟子把我的手脸染得黑不溜秋的，头发里都是煤末子，痒得难受，指甲里都是黑黑的煤灰。估计我现在头发少，都是那时叫煤末子给腌的。

我要去的地方没有直达列车，经过仔细研究列车时刻表，我选择的这趟列车，凌晨四点多会在吉林陶赖昭——一个很奇怪的，也不难听的地名——附近的一个无名小站停留一分钟，供司乘人员乘降。此后三个多小时，也就是早上七点后，会有一列开往我的目的地的列车从此经过，也有一分钟的乘降时间。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于是，我决定，在陶赖昭附近这个五等小站下车，在小站的候车室等待，等那趟车来时我再上车。什么事都得研究，反复对比这是一条最科学的途径，不但最便捷，也能省不少钱呢（你说科学发展观重要吧？咱那时候就知道了）。

为此，我买的是慢车票，就是那种是个站就停会儿的车，短则一分钟，长则半小时也是有的。乘客大多是附近农村赶集，附近企业上班通勤的人。

尽管没有站台，好在那时候咱也年轻，下车还算顺利。小车站上只有一个铁路工人，扛着道钉锤直勾勾地看了我半天。估计是他在想，怎么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下来这么个不着四六的人呢？盖因我的装束，拎着的大提包与当地人不大一样吧。后来他随便问了几句，估计也是该下班了，也没说什么就放我过去了。

为了等下趟火车，在这个五等小站的候车室，我已经迷糊好一会了。绝尘而去的列车好像只下来我一个乘客，冷清的车站上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下趟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那时候的列车很少正点的）。三月的东北还是寒风刺骨呢，没办法我只好靠在候车室里那快要熄灭了的炉子旁睡了过去。睡前还没忘把提包的拎手套在胳膊上，以防丢失。

看见刺刀——军用的，插在五六式步枪上的那种——在水银灯下闪着寒光，我一下惊醒了。

“起来，干什么的，打开行李。”一个黑大个用枪指着我厉声说到。

但见此人黑黑的脸上脏兮兮的，眼睛里白眼仁大得怕人。软塌塌，脏了吧唧的破皮帽子扣在脑袋上，腰里的破皮带斜挎着，显得很是邋遢，有点像《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手下的匪兵甲匪兵乙。

他侧着身形，似乎有意让我看见他左胳膊上的红袖章。油腻腻的袖章上边好像写着“XX工人民兵”什么的字样，那就是他可以威风的依据。

“为什么？”我行李里倒是没带什么违法的东西，但是我很反感这样无理的态度。

二十出头的我正是不信邪的年纪，再说我确实没犯法啊。我提包里装着不少东西，都是吃的、香烟、老酒，那是我爹给他的朋友带的，一路上忍饥挨饿我都没敢打它的主意，那时候物资缺乏，这点东西今天也许不算啥，可那时候，还真就是稀罕物呢。

那个时候人们都穷，东北本来地大物博，也不咋搞得就是那么穷，除了口号标语要啥没啥，居民的供应更是够呛，市场的萧条程度，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东三省当地的领导人都被老百姓冠以“X三两”、“X半斤”的外号，就是说老百姓一个月只能买到三两油、半斤肉什么的。东北人以自己特有的幽默，嘲讽着当地的领导。也不知道那时候的地方官员们知道不。

这是后话。

我爹让我带点好吃的，就是给他的朋友补充点营养的。那时候北京好吃的也不多，弄点礼物也不容易。再说这也是给人家带的，我这是执行父命啊，自然要尽力保护的。

“嘿，你小子脑袋大呀，不服咋地？”可能是没人敢对民兵这样说话，黑大个有点不耐烦。他边说边招呼其他几个也端着枪的民兵过来。

我裹紧了大衣，站了起来，用身体挡住身后的提包。我真怕这帮家伙把我的旅行包给摔了，那里可是瓶瓶罐罐的一大堆好吃的呀。

为了准备这些礼物，我爹走了好几家副食店，才买齐了这点东西。我那时刚好探亲假也休得差不多了，我爹就差我给送过来。再加上临行时同学给我带的几斤朱古力，还是那种带果仁的呢，这是怕我路上出点什么差错，耽搁在哪，算是战备粮，以备不时之需的，决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我从小就喜欢走东串西的，老爸安排的任务，我也是欣然领命。假模假式地揣上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备路上消磨时间，扛上东西就上路了。

说话间，两三把刺刀围上来。那几个工人民兵本来没什么事，因为不大的候车室里，除了几个要饭的也没什么人。昏暗的灯光下，这里都看不出是什么年代的地方了。半夜里这帮民兵们，要是不整出点动静来，他们也是闲得难受。

“干什么的？”民兵甲问。

“等车的。”我答。

“从哪来，到哪去？”民兵甲的刺刀往我眼前比划了一下。

“从北京来，走亲戚去。”我没动地方，眼睛盯着那污了八都的刺刀，心想，这枪让你们用都糟禁了。

“咋半夜在这疙瘩呆着？”民兵乙问。

“我也不想呆，火车就这个点到的。你叫下趟车来呀？”几句话下来，这几个民兵看出我也不是软柿子，与“畏他们如虎狼”的农民老乡不一样，不那么好整治。

领头的黑大个煞有介事地拿出张不知道什么时候的 “通缉令”抖落开，对着我上下左右地看了半天。那上边的通缉犯胡子拉碴的，得有六十多岁，我那年才二十多点，咋看咋和我有距离，显然不具可比性。

“对不起了，北京来的也要查。”黑大个收起通缉令，口气稍许缓和了点。

听得出来，他们对北京来的人还是有所忌惮的，不知道这皇城根下来的是什么人，似乎不敢造次。

“人不是通缉犯，东西还是要查的。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希望你配合。”民兵甲说。

“那是什么，一瓶瓶的？”黑大个问。

“闻不着还看不见？”我说。

“哎，你他妈……”看我蔑视的目光，黑大个把后半截脏话吞了回去，估计我的样子不大好看。

看他们几个磨磨唧唧的的样子，我估计他们也不敢拿我怎么样。我是准备好了，誓与烟酒共存亡。就冲它四溢的香气、就冲我爹亲自采买、就冲我千里迢迢的辛苦，我也要保卫我的财物。

“‘投机倒把’够得上吗？”民兵乙用刺刀扒拉着提包里的东西，数着烟盒子酒瓶子问黑大个。

“五公斤就算了。”民兵甲抢着说。

“要是少一两瓶就不够五公斤了吧？”民兵乙撇着嘴坏笑着说。

“还有本书呢。”民兵丙喊着。

“快看看是不是手抄本，反动不？”说这话时黑大个还用白眼仁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似乎终于有了制服我的证据了，刺刀也比划过来了，弄得我直发毛。

那时候正满世界搜捕《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什么的手抄本呢。这下几个民兵来了精神。

“办证的（辩证）和历史的物主义的书，没画”民兵丙说。几个人顿时泄气了。

“看你还年轻，这回就从宽了，以后注意点。”也许是看我的怒气、也许是他们被老酒的香气吸引、也许真是爱惜读书人，也不知道让我注意点什么，他们在给自己找台阶了。

后边的那俩民兵半明半暗地揣了两瓶酒，抓了两把朱古力球（估计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呢）几盒香烟，塞进大衣兜里。我只能装着没看见，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再说，咱一小兵团战士，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车站，在这昏暗的黎明之前，我能怎么样呢？心字头上一把刀，只能忍了。

包裹酒瓶子的纸（那时还没有塑料袋），带着淡淡的酒香飘落在候车室冰冷的水泥地上。那几盒凤凰、礼花香烟，可都是刚出的品牌啊，北京也不是很好买的。我真是遇见土匪了，简直就是明抢啊。

到今天想起那两瓶酒来我还心疼呢，没办法，那毕竟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呀。

几十年过去了，探亲、出差、回北大荒，我无数次地经过这个小站，那个恐怖的清晨，那次小小的蒙难过程，黑大个以及民兵甲乙丙那几把刺刀的寒光，不时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是那个在陶赖昭附近的小站我再也没去过。

我估计文革结束后，那几位民兵甲乙丙啥的，连个三种人都算不上，因为他们也就是个小喽啰。以他们当夜的举动，我判断，即便文革后没人追究他们为虎作伥的恶行，以他们的情志也难有好果子吃。

但愿那天凌晨在小火车站的那几位“民兵”，在以后的岁月中会为那天清晨的举动，包括喝过的老酒而忏悔，从此知道如何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恶来行，早晚是要倒霉的。

那次蒙难后不久，我还真是离开了兵团。

离开的那一刻，也许和许多战友一样，心情很是复杂，既想一去不回头，义无反顾的那种。然而也留恋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剪不断理还乱的那种。

真是的，北大荒，说你什么好呢！

作者：关尔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