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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星光闪耀大师频出的时代，是一个哲思涌现争论不断的时代，更是一个喧嚣却和谐的时代。

作为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阶段，启蒙运动时期堪称新思维不断涌现的“黄金时代”。这场运动覆盖各个知识领域，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它与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以及艺术史上的新古典主义时期也是同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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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一场喧闹的大合唱

18 世纪有许多启蒙哲人，但是只有一个启蒙运动。

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文化批判家、宗教怀疑者、政治改革者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完全没有组织的联盟。这些启蒙哲人构成了一个喧闹的大合唱。他们之中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是令人惊讶的不是那偶尔的噪杂，而是整体上的和谐。

启蒙人士统一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之下。这是一个提倡世俗主义、人道、世界主义，尤其是自由的纲领。这里说的自由包括许多具体形式： 免于专横权力、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自由、审美的自由，总之，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世界上自行其是的自由。

1784 年，当启蒙运动已经基本大功告成之时，康德给启蒙运动下了一个定义： 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他还给启蒙运动提出了一句口号： 敢于认识，亦即，要敢于去发现，毫无拘束地行使批判的权利，要甘于自主自立的寂寞。与其他启蒙哲人一样（因为康德只是表达了其他人在论辩中一直提示的观点），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 人要求把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正是这一声明以及启蒙哲人对这一声明的同气相求，使得启蒙运动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康德

统一并不意味着众口一词。这个哲学联盟的一个标志乃是启蒙哲人们在哲学和政治信念上的各持己见。联盟有时也因此陷入危机。少数——非常少的——启蒙哲人对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抱残守缺，另一些启蒙哲人则斗胆转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一些人始终对王权忠心耿耿，激进者则发展了民主理想。

法国人在反对教会和国家、争取言论自由和人道的刑法的斗争中，在反对“迷信”的论战中获取快乐，英国的文人则对本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比较满意。德国的启蒙学者比较孤独而无力，几乎完全回避政治。德国的才子作家、物理学家和怀疑论者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在笔记本中私下写道的：“至少在德意志，一种沉重的税负堵在启蒙运动的窗口上。”在那些接触到新思想的意大利邦国，尤其是在伦巴底和托斯卡纳，改革者在公众中拥有一批赞赏者，而且在愿意聆听的当权者中也能获得同情。英国人已经经历过革命，法国人正在为革命创造条件，德国人还没有可能去梦想革命，意大利人则正在借助国家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因此，政治经验的多样性使得启蒙运动具有各不相同的分支；启蒙哲人既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方阵，也不是一个严格的思想学派。如果说他们组成了什么，那也是一种松散的结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家族。

“启蒙哲人”：最爱吵架的战友

如果说启蒙哲人是一个家族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喧闹的家族。他们是战友，而且常常有深厚的私人友谊，但是，除了以推动共同的事业为最大乐事外，其次就是以批判战友为乐事了。

他们彼此展开无休止的论战，有些交往完全是唇枪舌剑，毫不客气。后人对启蒙运动的许多指责——天真的乐观主义、傲慢的理性主义、非哲学的哲学化——最初都是出自他们彼此之间的攻讦。甚至有些从那时就开始流传的误解也是出自启蒙哲人：伏尔泰制造了所谓卢梭崇拜原始生活的谣言，狄德罗和维兰德重复了这种说法；休谟和另外一些人是最早把伏尔泰的优雅机智误解为玩世不恭的。

让他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的是，启蒙哲人把他们自己的氛围搞得极其紧张：朋友关系都很情绪化，争吵时惊天动地，和解时涕泗横流，私事炒得沸沸扬扬。

狄德罗

狄德罗除了对卢梭外，对其他人的缺点都很大度，但是他很难原谅达朗贝尔在与他合编《百科全书》时因谨慎而临阵逃脱。伏尔泰最喜欢那些才能不如他的人，却对狄德罗表示了让人不舒服的、莫名其妙的敬意，参与他本人其实不以为然的《百科全书》；狄德罗则对这个时代的文坛霸主报以蹩脚的颂扬。狄德罗在给索菲·沃兰的信中赞美伏尔泰，但是说他行为古怪：“有人把一页纸给他看，上面有日内瓦公民卢梭刚刚胡乱写成的攻击他的内容。他勃然大怒，大发雷霆，把卢梭称作恶棍；他巴不得有人把这个卑劣的家伙打死。当场有人说：‘看看，我敢说，今天、明天或后天，他会求你收容他。你打算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伏尔泰咬牙切齿地回答：‘我该怎么办？我会拉着他的手，领着他进入我的房间，然后对他说： 看吧，这是我的床，这幢房子里最好的床，躺在那里睡觉吧，后半生就睡在那里吧，祝你快乐。’”

卢梭

故事有趣，但绵里藏针。狄德罗欣赏伏尔泰的作品和仁慈大度，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绝不信任他。直到1778 年，他们两人才见面，当时伏尔泰返回巴黎，不久就故去了。至于德意志人的同道，例如莱辛，他们与法国人保持一种疏远的、得体的、有点让人不太愉快的关系： 他们崇拜法国人，但心怀嫉妒，卢梭最初受到所有人的追捧，然后他拒斥所有的人，也遭到所有人的拒斥，甚至遭到大卫·休谟的拒斥。胖乎乎的休谟毫无嫉妒之心，善于交际，快乐宽厚。似乎只有他广受欢迎，是启蒙哲人家族中受宠爱的小舅舅。

休谟

启蒙家族这个比喻不是我的发明。启蒙哲人们就这样说。他们自称是一个“小团体”（petite troupe），有共同效忠的事业和共同的世界观。这种意识超越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激烈争吵：启蒙哲人没有一个政党纲领，但他们确实结成一党。

有些最难听的指责只是生在家庭内部，一旦变得公开，通常会用于大量的客套言辞来加以粉饰。此外，外界的骚扰或对骚扰的担心也驱使启蒙哲人们想到他们的共同之处，忘掉他们之间的分歧。只要得知一本书被查禁焚毁、一个激进作者被投入监狱、一段异端文字被审查删除，那就够了。他们就会聚集队伍，爱挑事的官员就得面对一场突然的战斗： 与伏尔泰歇斯底里地号召团结相比，1758 年爱尔维修发表《论精神》引发的风暴，翌年对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查禁，更能把启蒙哲人变成一党。那些试图摧毁这一运动的批评者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757年，报人弗雷隆向书报检查主管马尔泽布指控狄德罗是“一个大团伙的头目，他掌管着一个人数众多的社团。这伙人每天都在用阴谋诡计来发展壮大自己”。但是马尔泽布依然尽其所能地保护启蒙哲人。一个名叫帕里索的报人，为人精明，政治嗅觉灵敏，但品味较差。他在1760 年写了一部名为《哲人们》（Les philosophes）的二流喜剧，嘲笑卢梭，说他是一个近乎猿猴的野人，奚落爱尔维修、狄德罗和杜克洛，说他们是一帮无原则的伪君子，用精心的谋划来剥削社交界那些轻浮盲从的女士。帕里索肯定地说：“尽人皆知，这些哲学大腕有一个攻守同盟。”

很显然，这种攻击奈何不了这些大腕。贺拉斯·沃波尔不喜欢这些人，他在1765 年来到巴黎时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一小伙人。他在给托马斯·格雷的信中写道：“哲人们是一些信口开河、肤浅而又傲慢的狂热分子。他们不停地说教……”

沃波尔的刻画过于情绪化，有失公允。实际上，启蒙哲人比那些狂热的传道者更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伏尔泰很高兴地承认，尽管无神论误入歧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是一个有许多个霍尔巴赫的世界会是很惬意的，远远比一个充满基督徒的世界更惬意；霍尔巴赫对伏尔泰提倡的自然神论并不看好，但也投桃报李地表示敬意。

当然，有一个事情差点打碎了启蒙运动的团结，那就是启蒙哲人们对卢梭的迫害。但是这些迫害者并不这样看。他们为自己的粗暴进行辩护，说卢梭自行脱离这个家族，是最不齿的人，是启蒙哲人的逃兵。1762年7月，就在卢梭的《爱弥儿》遭到查禁和焚毁不久，狄德罗在给索菲·沃兰的信中写道：“不，我亲爱的，不，卢梭的事情不会有什么后果的。他有热烈的拥护者。他用说启蒙哲人的坏话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仇恨远远大于他们对上帝的爱，所以卢梭把基督拖进污泥里，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无关宏旨了。只要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就行。他们一直希望他能浪子回头；他们确信，我们阵营的逃兵迟早会加入他们的阵营。”

不过，启蒙哲人之间的论争通常采用伏尔泰评说霍尔巴赫时的那种口气，而不采用狄德罗评说卢梭时的腔调。狄德罗在这封信中用“我们”来对抗“他们”，使用军事比喻，对反对派怀有刻骨仇恨；这种修辞方式也暴露了18世纪60年代启蒙人士表面上信心十足并团结一致，内心却焦虑不安的事实。

启蒙哲人称得上是世界主义者

那时，启蒙运动成了在一面旗帜引导下的一支军队，有一个大型的核心军团，有左翼和右翼，有勇敢的侦察兵，也有差劲的掉队者。启蒙运动还征募士兵，那些人并不自称是启蒙哲人，但他们是这些启蒙哲人的师友或门徒。

这个启蒙家族聚在一起，缘于政治策略的需要、教会和国家的敌意以及文人争取提高声望和增加收入的斗争。但是，启蒙哲人之间的凝聚力有更深的根源。在策略同盟和私人友谊背后，是一种共同的经验使他们去建构一种融贯的哲学。这种经验——给各个启蒙哲人打上的标记深浅不同，但给他们全体都打上了标记——就是他们对古代的追慕、他们与基督教的矛盾以及他们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三者之间的辩证互动。

这种辩证关系界定了启蒙哲人，使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开明人士迥然有别：与其他人不同，他们利用自己的古典学问来摆脱基督教遗产对他们的束缚，接着，在与古人打过交道后，又转向一种现代世界观念。启蒙运动乃是古典主义、对宗教的亵渎以及科学三者的变幻混合；启蒙哲人可以说是现代的异教徒。

无论所受的训练还是所持的信念，启蒙哲人都称得上是世界主义者。与古代的斯多葛学派一样，他们把对人类的兴趣放在对国家或宗族的兴趣之上。狄德罗有一次情不自禁地对休谟说：“亲爱的大卫，你属于所有的国家，你决不会向一个倒霉的人要他的出生证明看。我真希望我能像你一样成为世界大都会的公民。”

卢梭的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则是一个例外。维兰德虽然极其悲观，但依然把“世界公民”视为一个高贵的理想：“只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才能成为好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从事我们负有使命去做的伟大工作：去教化、启蒙人类，把人类变得高尚。”吉本用他惯有的权威口吻解释说：“偏爱和促进祖国的特殊利益及荣耀，是爱国者的义务；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就应扩大眼界，把整个欧洲看成一个共和国，因为各种各样的居民都已经达到了几乎相同的文明教化水平。”

启蒙哲人受过最好的教育，具有坚实的古典文化修养，操着相同的语言，无论白话还是隐喻都能心领神会，是吉本心目中伟大共和国最有特权的公民。

因此，典型的启蒙哲人是有教养的人，是令人尊敬的学者，是科学爱好者。这一小群人中，最杰出的是像康德、利希滕贝格和亚当·斯密这样的学院派人士，或者像狄德罗、莱辛和加利亚尼这样的文人。后者的博学会令大学教授也艳羡不已。有些启蒙哲人实际上不只是自然哲学的爱好者。富兰克林、达朗贝尔、莫佩尔蒂、利希滕贝格和布丰都是先以科学家的成就闻名于世，然后才获得启蒙哲人的名声。另外一些人，譬如伏尔泰，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来普及牛顿的科学发现，大力推进科技文明的事业。

启蒙运动是三代人的共同成就

在描绘这幅集体画像时，我毫无偏见地从整个18世纪、从孟德斯鸠到康德，获取任何可资利用的材料。这种做法有其优点：它强调了这一小伙人的家族相似性。但是这种做法也会模糊一个事实，即启蒙运动有一个历史过程。由于最后一代启蒙哲人有前辈的工作可以借重，所以这段历史的终点已经与其起点大不相同了。传统的做法是把启蒙运动界定在英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一百年。正好也有两个便于记忆的生卒年份： 孟德斯鸠生于1689 年，霍尔巴赫死于1789 年。

诚然，这个界定不是绝对的，不断地有人在移动分期的界限。有人降低启蒙运动的地位，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最后一幕；也有人将其扩展，把培尔乃至笛卡尔都算作启蒙哲人。尽管这些尝试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18 世纪思想论战的前史，但是我依然赞同传统的分期。我将会阐明，尽管启蒙运动特有的观念源远流长，它们只是在18 世纪才有了革命性的力量。霍布斯，甚至培尔生活与写作的时代显然与霍尔巴赫和休谟的时代大不相同。

可以说，启蒙运动乃是相互交叠而联系密切的三代人的共同成就。第一代以孟德斯鸠和长寿的伏尔泰为领袖，为以后的两代确定了基调。这一代是在洛克和牛顿的著作还是备受争议的新鲜事物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在1750年以前完成了大部分成果。

孟德斯鸠

第二代是在18世纪中期进入成熟阶段： 富兰克林生于1706年，布丰生于1707年，休谟生于1711年，卢梭生于1712年，狄德罗生于1713年，孔狄亚克生于1714年，爱尔维修生于1715年，达朗贝尔生于1717年。正是这批作家把已经变得时髦的第一代的反教权主义和科学思想融合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现代世界观。

孔狄亚克

霍尔巴赫、贝卡里亚、莱辛、杰斐逊、维兰德、康德和杜尔哥属于第三代。他们与第二代以及第一代的长寿者交往密切，受到前两代人的喝彩、鼓励和挑动。他们进入了新的领域，包括科学的神话研究、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司法改革乃至实际的政治斗争。批判也通过对自身和自身成果的批判而不断推进。

莱辛

因此，启蒙运动不仅仅表现出一致性，而且也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演进过程，思考风格的连续性以及激进主义的成长。启蒙哲人的观念基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从孟德斯鸠年轻时论述古代罗马的专著到狄德罗晚年为塞涅卡做的辩护，时隔半个世纪，其间世人对古代建筑和雕塑的兴趣明显高涨，但对于这两位启蒙哲人而言，古为今用的思路却是始终如一。

再如，启蒙运动晚期对现代科学的热情和对基督教的敌视，也与启蒙运动早期别无二致。启蒙哲人的这种辩证思维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启蒙联盟里的力量平衡：新人接踵而来，论战持续不断，于是，批评变得越来越深入广泛，影响越来越深远，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而不妥协。在18 世纪前半叶，主要的启蒙哲人都是自然神论者，使用自然法的术语；到18 世纪后半叶，启蒙哲人的领袖们都是无神论者，使用功利计算的语言。

在启蒙运动的美学里，随着自然法的式微，新古典主义对美的客观法则的探求让位给主观性和对品味的推崇；在法国尤其明显的是，胆怯而琐碎的政治观念被咄咄逼人的激进主义取而代之。但是，在轰动效应方面，后来者的著作并未超过先驱者。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如果不是在1721 年出版，而是在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问世的1770 年出版，那么与霍尔巴赫的这部唯物主义论著放在一起，就会显得太温良恭俭了，对于已经被文化批判长期锤炼的世界来说，似乎已不足为奇了。

启蒙运动的“副官”在当时声誉很高

18 世纪欧美的有教养阶层能够接受这些论辩，至少能毫不退缩地阅读这些文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启蒙运动的核心力量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协助者。启蒙运动有十来个司令，他们的名字应该写进任何一部欧洲思想史。他们身边还有一大批副官。这些副官的著作有些在今天已经没有人去阅读，但是这些人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例如，马布利神父是社会主义的先驱，也是北美独立事业在法国的鼓吹者；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是个才能平平的流行喜剧作家，是伏尔泰和达朗贝尔的野心勃勃的门徒，尽管他参与《百科全书》的编撰并倡言宗教宽容，还是被选入法兰西学院，还被选做了皇家史官；夏尔·杜克洛（ Charles Duclos）才华出众，是一个广受尊敬的社会观察家、小说家和史学家；雷纳尔神父从一名教士转变为一个激进的史学家，其大作《欧洲在两个印度的殖民地和商业的哲学与政治史》于1770 年面世，随即遭到查禁，以后又出了几版，每一版都比前一版更激进；加利亚尼神父是那不勒斯的才子，巴黎沙龙里的名流，也是一位严肃的政治经济学家；摩西·门德尔松是莱辛的朋友，与康德有文字之交，也是美学家、认识论学者、犹太人解放的鼓吹者；格里姆男爵通过向君主和贵族兜售新观念而过着优裕的生活，使他能够提供私人新闻服务；路易–让–玛丽·多邦通是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与布丰合作多年，其科学贡献被布丰的身影遮蔽；弗赖赫尔·冯·索南费尔兹是一位仁爱的政治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因其观念先进而被聘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顾问；尼古拉–安托万·布朗热英年早逝，但留下了两部非正统的探讨宗教起源的科学论著，后来由他的朋友霍尔巴赫予以出版。这些人是二流的启蒙哲人。

除了思想的生产者外，启蒙运动还有亲兵、攀附者、消费者和销售者。例如，巴黎的艾蒂安–诺埃尔·达米拉维尔，与伏尔泰有书信往来并因此享有大名，他还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偷运违禁著作，安排剧院里的捧场者。随着这个世纪的展开，这些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影响也与日俱增。在与虔信的基督徒做斗争时，他们似乎无所不在，尤其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出版社的办公室、政府机构、私人沙龙、重要的大学教席、王室周围，甚至令人敬仰的法兰西学院。到18世纪70和80年代，启蒙哲人的纲领已经变得极其激进，恰在此时他们也在社会上获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

选自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