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性文章 多肉的细节描写优美段落
tigerPIECE.06 毡帽
这是1991年3月的南京东路外滩，薄亮的朝阳照亮了一支从和平饭店大门里逶迤而出的队伍。
和平饭店的总经理走在最前头，他换了一套浅灰色的培罗蒙西装，好像一个好脾气的导游。在他身后，长条珍珠项链在雷斯利·费内的胸前晃荡着，假钻做的仿英女王皇冠在尼尔·麦克金诺先生褐色短发上闪光，汤米·克里夫兰最后一套跳舞服是用中式绸缎做的颜色鲜艳的燕尾服，配黑带。获得上海和平饭店舞会最迷人伴侣奖的斯蒂夫·佛克斯瑞夫特和吉拉玎·汤尼呼吸着外滩早上潮湿发咸的空气，斯蒂夫·佛克斯瑞夫特还穿着那件橘红色的中国长衫，他一定以为这是最合适学习太极的衣服了。威廉姆森先生的鼻子好像从脸上高高地突了出来，这是因为经过一整夜的大笑，酒精扩张了毛细血管，流汗和兴奋，他脸上的皮肤由于缺水收缩了，好像泰国那些干涸了的稻田。他也没换衣服，打扮得相当三十年代，一条绿条纹的长裤，配黑色长燕尾服和白色背心，以及猩红的长领带。他与董经理彼此搭着肩，好像一对大功告成的战友。他们身后，跟着一对麻花辫子搭在肩上的年轻女孩季晓晓，她对自己厕身于这支穿着怪诞的队伍有些不自在，又有些自豪。她熬了一整夜，来不及整理仪容，辫子毛糙糙的，但双目闪闪发光。这群人好似一条色彩斑斓的热带蟒蛇从灰白色的洞穴中无声地游出，给早晨灰色潮湿的南京东路带来了梦境般怪异的气氛。
孟建新看他们这样相跟着走过1949年春天国民党士兵曾用沙袋搭过一个街垒的街角，接着，他们又走过1937年夏天中国飞机误炸南京路时血肉模糊的街口，他们过马路时，站在原先铜人码头处的交通警察，特意跑过来为他们拦下了一辆刚刚从黄浦公园起点站开出的电车，它正要穿过南京东路的街口。这是个清晨，从外滩出发的公共汽车上空荡荡的，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左顾右盼，以为这些人正在拍电影。黄浦江混浊的水面上飞翔着白色的江鸥，他们走上了堤岸。紧贴着水面的堤岸，江岸上铸铁的链条，1991年未被加高过的堤岸看上去与伦敦泰晤士河金丝雀码头以外的一段有几分相似，堤岸外那些十九世纪末的鸦片码头早已不见踪影了。
透过从江边漫来的白色薄雾，越过1941年消失在日本人铁锤下的英国领事巴夏礼铜像和大清总税务司赫德铜像，孟建新看见远处那座白褐色相间的十九世纪气象塔竖立在延安东路尽头，那还是1865年法国传教士建造的太平洋入海口气候的气象塔，此刻它还在原来的位置竖立着，不过已是水上公安局的办公室了。它将要在不久后整体搬移到延安东路口的江岸上，那里几乎就是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推翻的胜利女神像所在地。1992年，在法国人的照片里能看见整体搬移时满是尘土的隔离带。
对外滩气象塔的保护是上海的第一个旧建筑整体搬移的工程，孟建新记得，他是在老正兴饭店陪导师喝酒吃草头圈子时听说的。他的同门师兄毕业后，去市政府机关做了公务员，他最早听说了要整体搬移气象塔的事。听师兄说罢，导师狠狠嘬了一口黄酒，“咳”地赞道，“总算干了件人事。”那是个冬天，导师一如既往，在粗呢西装里围了一条小格子的围巾。大家都认为，这个举动象征着上海市政府已意识到上海历史对这座城市的重要。就是在这一年，对城市记忆的保护在疯狂的拆迁中开始，民间自发的追寻也开始了。孟建新这时，也已经是历史系的青年助教了。他见证了上海史如何从隐学走向显学。
“女孩们”在舞会开始前的傍晚已在外滩出现过，他们吸引了众多的注意力，但当人们穿着全套舞会行头，在早晨八点钟的脆弱阳光里，醉醺醺地冲出酒店，加入到堤岸上打太极拳的队伍中，这些酗酒纵欢者给本地人带来的惊骇，远超过早先男扮女装的队伍。
孟建新在发表于《南华早报》的贝拉·维斯塔上海舞会目击记中，看到里奥关于这个早晨的描述。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退休教授查金与里奥相跟着登上堤岸。他们在那里遇见就着一只已经用旧了的日产录音机传出的音乐，寂静地跳舞的本地人。这些人穿着厚重简陋但干净整齐的冬装，其中不少人穿着浅褐色牛筋底的绒布棉鞋，他们的面部当然是没有化妆的，甚至头发上保留着昨夜枕头的压痕，他们缺少阳光而显得苍白的脸庞上不光没有纵欢的表情，甚至可以说沉寂得没有表情，根本不像正在舞伴臂弯里随着音乐旋转的人。但即使这样，他们毫不花哨的舞步却一板一眼，踏准了每一步节拍。在孟建新看来，他们一边脚上踏着拍子，一边尽量平静，甚至友好地打量这些穿着各种比电影里还要花哨的跳舞服的闯入者。他不觉得他们心中“惊骇”，无论如何拮据和封闭，这些人在心底，还是见多识广的上海人。他们即使是惊异莫名，也知道如何不伤体面。
孟建新看着他们在从前的铜人码头上彼此对视，新奇又知己，狐疑又亲热，仿佛一对失散多年的亲人见了面。
威廉姆森先生向季晓晓伸出手：“季小姐，我能请你跳今天的第一支舞吗？”
当威廉姆森先生与季晓晓随着音乐滑入堤岸上跳舞的人群中，看似毫不相干的两队跳舞者便在同一首舞曲里融合在一起。那是一支中国的电影插曲《大海啊故乡》，但一点也没影响他们的舞步。
“我可以算是一个上海走失多年的儿子，”查金对利奥说，“我在上海一直住到二十岁才离开，1980年后我又开始常常回上海来，慢慢地，我能感受到老上海的灵魂正一点点醒来，但我从未见到像今天这样的情形。”他们俩都还戴着舞会上的黑领结。
“或者，是那个1934年的魔术师显灵了。”里奥微笑了一下。他回望和平饭店，昨夜的蓝色霓虹灯熄灭后，上海初春白亮软弱的阳光衬托出这栋浅黄色石块的A字建筑的阴沉。沿江一字排开的巨大而坚固的洋行建筑，在屋顶迎风飞舞的清一色五星红旗下，里奥知道，那是旧渣打银行，旧汇丰银行，旧字林西报社大厦，旧沙逊洋行，旧汇中饭店，旧中国银行大厦，旧招商局大厦，旧怡和洋行大厦，旧格林轮船公司，如今它们与旗杆上飞扬的红旗一起，组成了上海令人难忘的面孔，一个诞生在泥滩上的奇迹。
孟建新跟着里奥和查金的目光一一数来，怡和洋行方方正正的石头大楼，如同一个旧照片里的鸦片包。怡和洋行是英国解除东印度公司对东方贸易专营权以后最早用印度鸦片交换中国茶叶的公司之一。细长的沙逊大厦则像一根大烟枪，从怡和洋行被林则徐暂时赶出中国，到鸦片战争的短暂时间里，沙逊洋行一跃成为向中国输出印度鸦片最大的商号。
旁边的汇中饭店，世界禁烟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主张禁止鸦片的传教士在大会上发言，号召英国帮助中国禁止鸦片贸易。但这里同时也一直是上海最重要的鸦片商人汇聚的地方。
这儿，那儿，这些外滩的大楼有哪一栋没有鸦片的气味？孟建新竟然数不出来。海外上海学的著作最喜欢称呼上海为“泥滩上的城市”，禁不住带着对一个远东海事时代奇迹的赞叹。而孟建新却总是想到鸦片。他宁可将它称为鸦片包上的奇迹。鸦片的气味。他想象中的鸦片气味，是某种醇厚而温暖的奇香，甜腥的，沉重的，缭绕的，邪恶的，无法抵抗的，魔力无边的，它一直都混合在外滩潮湿沉重的特殊气味里，即使是1991年，也没有完全消失。
他与那种想象中的鸦片香味一直纠缠不清，是因为在他确定以上海外滩为现代史研究的角度那天开始，就认定自己如果不能解决鸦片对这座城市的影响，就不会有清晰的史观。
当他是个每到诱发哮喘的季节，痉挛的气管就日夜丝丝作响的少年时，常常气喘吁吁地沉湎于幻想。他有种天生的抒情气质，非常合适学音乐，或者写作。少年时代，这种气质在他性格中展现了出来。那时，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家中的厕所，那是间与邻居家合用的二楼厕所。当他独自坐在马桶盖上，望着邻居家放在浴缸旁边的搪瓷脸盆，架子上已经用旧的牙刷，毛巾上隐约可见的褐色斑点，便对邻居在浴室里的隐秘生活浮想联翩。
从那时起，他就对特定的空间有特殊感应。他的创造力总是因为这种感应而被突然唤醒。他其实是依靠自己的感性，而不是知性来做历史学家的。他要写作以前，总是多次去将要写到的地方游荡。他写作的过程更像作家的创作。他的历史研究也更具体，而且亲切好读，带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实证作风，却又不像他的西方同行那样理性和规矩。他清秀的行文里有种江南文人掉书袋的轻微酸气，或是西化知识分子学贯中西的适度炫技。他写作时，浮现在眼前的，都是具体的形象，带着被历史造就的感情。有时他想，也许自己的这种特点，就是促使自己选择研究上海租界史的强烈个人原因。他必须与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一起工作，必须与它有活生生的感情。
望着外滩面向江面的坚固大楼和在屋顶飞舞的红旗，孟建新想起，利奥在他的专栏里，写到站在外滩时的所思所想：
这个城市，曾经是ALDOUS FLUXLEY, DENTON WELCH, HAROLD ACTON, CHRESTOPHER ISHERWOOD和ENGENEO'NEILL访问过，而且写下自己观感的城市啊。
他心中有些东西，如带有盐分的灰白色的云朵一样飞快掠过，带有气味，阴影，但难以抓住，大约那是些莫名的期待。
孟建新明白自己想的与里奥想的，一定不一样。即使他们站在同一块人行道的方石头上，看向同一排建筑，心中那强烈的沧海桑田之叹，也有微妙的不同。
寂静中，孟建新听到一声响亮的刹车声，一些装满人的卡车陆续在南京东路街口的外滩停了下来。他看见一些穿灰色对襟布衣的少年从卡车上往下跳，接着，他看到了少年时代的自己，瘦削的，面色苍白的，戴了一顶不合适的毡帽，看上去就像《太阳帝国》里的上海街头的小瘪三。
孟建新对这部美国电影印象深刻，不光因为它是中国开放后，第一个进入上海拍摄的美国好莱坞电影，也不光因为它是他参加过的唯一的电影，而是那个电影唤醒了他内心的某些东西。那时他们整个年级的男生都被剧组征去做群众演员。老师再三宣布外事纪律，不许拿美国人的任何礼物，不许与美国人主动说话，对美国人要不卑不亢。他们在黄浦体育馆训练了一个月，才开始拍摄。
他领到一身灰色的土布衣服，衣袖太短，衣襟太长，一点也不合身，穿上很可笑，不管看自己，还是看别人，都让他想到那个叫“沐猴以冠”的成语。可训练他们的那个副导演却说，小瘪三恰好就是这个样子。
可谁知道事情慢慢变化了。大家整队，依次上了大卡车。等卡车停下，同学们一个个接着往下跳，当孟建新双脚落在结实的柏油路面上时，他才吃惊地看到，外滩大楼的旗杆上，原先一色的五星红旗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国旗，和平饭店旁边的银行大楼顶上，甚至高高飘扬着两面国民党旗。这是万国旗飘扬的1945年，外滩正在欢庆日本人投降。
孟建新在华懋饭店门前的柏油路上站稳脚，发现自己原来就是一个上海街上姓孟的小瘪三。他父母就是喜欢吃大蒜的山东人，家里日夜弥漫了一股呼吸道出来的热烘烘的大蒜气味，所以他身上也始终带着一股淡淡的臭味。刚刚站稳，过来了一个男人，他打量了一下孟建新，突然摘下头上的毡帽，扣在孟建新头上。然后又走开了。孟建新站在那里，毡帽在孟建新热烘烘的头上散发着陈旧的气味，还有陌生人头发上陌生的油腻气味。这气味笼罩在孟建新头上，他感受着一股对自己悠远又新奇的探寻，那种探寻像一枚穿过苹果的子弹那样迅疾又芳香四溢地，穿过了他简单的少年时代，回溯到前世。
“红队开始！”从延安东路高架路的下匝道那儿传来了一个男人响亮的口令。
按照规定，当有人用高音喇叭叫到他们时，身为红队的他们就要从和平饭店前的堤岸上朝气象塔的方向跑。吉米也混在他们中间，他白着一张脸，也跑。有一会儿，他就和孟建新擦肩而过，他灰色的眼珠好像两粒没有任何温度的玻璃弹子，表露出隔离和骄傲，以及深深的寂寞和害怕。
整个外滩挤满了欢庆的人群，中国人和外国人，美国兵的船帽好像人海里的小船一样四处漂浮着。他和吉米经过汇丰银行灰色的大楼，圆顶上面飘扬着另一面国民党旗，大门口有两只光秃秃的石墩，上面的一对英国狮子不知去向。他们俩沉默地跑着，被人群裹挟，却又与四周毫无关系，这是连接他们俩的一种奇怪的共性，他们都是上海小瘪三。吉米穿着一件米字格的V字领毛背心，他穿了一身灰布衣服，戴了顶肮脏的毡帽。1945年时，这两个找不到家的小瘪三，虽说都混在外滩的人群里，仍各有各的来路。
到了高架路下匝道那儿，孟建新远远看到好莱坞演员，他们竟然都是真的人，长得一表人才。还有好莱坞的阵势，地上临时架设了闪闪发光的摄影机轨道，高音喇叭里出现的外国口音，雪亮的灯光和结实的屁股后面别着步话机的黑衣工作人员……这些突如其来的打断，让孟建新瞠目结舌。他停下脚步震惊地想，原来刚刚的一切就是一部电影。原来现在这是1985年的外滩，不是1945年。但那看似虚幻的场景连接着一个辽阔而充满隐喻的旧世界，它也许不再能看见了，却没有消逝。
每个少年都会迎来突然对自己睁开眼睛的时刻，那个时刻，他会发现自己的天赋使命。虽然那常常是强烈而模糊的感觉，好像诗歌在心中引起的震动，或者沉迷。但少年自然能感受到，自己与从前似乎已不同。那天中午，整个外滩的拍摄结束，孟建新排在同学中再登上卡车的时候，他心中升起了某种怪诞的感触，这是一种与往事，或者说历史天然的联系。之前他的生活中，只有读诗歌时内心广阔而深长的感动，能与之相比。卡车摇摇晃晃驶离外滩，路过那些阴沉的大石头建筑，缀满发白的雨痕的长窗，他心中摇晃着的，竟然是甜蜜的凄楚。很久以后，孟建新才看到《太阳帝国》。紧跟着外滩欢庆的场面过后，吉米将一直随身带着的手提箱丢进了黄浦江。孟建新惊诧地发现，这正是他在离开外滩昏暗拥挤的卡车里的感受。
孟建新按了一下电梯按钮，电梯门立刻就开了，似乎它就一直停在这一层。电梯里有一对打扮得奇形怪状的欧洲人，男人穿着紧绷腿和屁股的红色细腿裤和一双软羊皮的绿色尖头鞋，披着一件绿色粗呢的短斗篷，就像从扑克牌里掉出来的小丑。女人则打扮成法国宫廷贵妇，脸上画了一粒浓黑的苍蝇痣，头上戴了高高盘起的白色假发。更离奇的，他们身后竟然还有一头驴子。
驴子见到门开了，惊慌地昂头叫了一声。
那个女人用折扇遮着半张脸，兴奋地尖声笑嚷：“哦，约翰·凯斯威克，你的坐骑要跑了！”那女人夸张的尖嗓子吓得驴子又猛地一犟，一头撞在男人的嘴唇上。
那男人闷叫一声，慌忙拉紧缰绳，但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安静，驴先生，安静。”他说。
“看样子你得对它说中国话。”女人将声音提得又高又尖，好像是针对孟建新说的。
“我可不会说。啊，不，我会说一句，Man-Man。对吉米的阿妈用得上。”男人说。
孟建新挤进电梯，这是二十世纪初的电梯空间，又窄小，又高。电梯里充满了驴子身上的腥臭和干草气味，以及那女人脸上和脖子上厚厚脂粉的干涩气味。她画了一对猩红的厚嘴唇。三十年代中期的女人都喜欢用鲜红的唇膏。
孟建新看了一眼那个带有强烈英国口音的男人。凯斯威克是怡和洋行大班侄子的姓，三十年代时凯斯威克曾管理过上海的怡和洋行。那个男人也姓凯斯威克，可是他印象里，当年在上海怡和洋行工作的是威廉·凯斯威克男爵，维克多·沙逊的好友。威廉·凯斯威克男爵和维克多·沙逊爵士这些东方鸦片富商的后代，在二十年代左右都继承了祖上的爵位，以及在上海的财产。这个约翰是凯斯威克家的谁呢？他深红色的紧身裤裹着一个隆起并结实的腹部，看上去养尊处优。他身上有种浓烈的殖民优越感，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那就是保守而迷茫，自以为是和物质主义，即使在当时，这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电梯门再次打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挤满了人的舞厅。
维多利亚式的金色天棚和金色廊柱下，浮动着舞曲节奏分明的乐声，和拥挤在一起晃动旋转的人群发出的嗡嗡声。罩着拉力克玻璃的壁灯，在金黄色的墙壁上重重地垂下一缕缕水银般的灯光，带着一股奇异的，诱人疯狂的力量，正像村松梢风所形容的魔都。
放眼望去，每个人都打扮得奇形怪状。一个细长的女人将自己打扮成文身女郎，但她是那样干瘦，以致整个骨盆都从她的紧身裤里凹向后方，简直不雅观。还有一个男人穿了光滑的黑灰色紧身衣，将自己打扮成一只海豹。但这个人却长着一张不可一世的红脸，和一双雪亮的爱尔兰小眼睛。一个戴面具的新娘。一个半裸着装扮成印度王子的大肚子男人。有些小巧的中国女人骑在独轮车上，满场转悠，她们丰满的圆脸上挂着腼腆而莫测的微笑。她们头戴黄色斗笠，身穿红色绸缎做的对襟大褂，从肥大的袖子里伸出纤细圆润的胳膊，轻轻挥舞着用竹竿做的鱼钩，她们看上去如此精致喜乐，简直就像十八世纪欧洲各地工匠们精心烧制的彩色小瓷人，欧洲想象的东方人。
这是一场化装舞会。在舞场边缘，有个穿着黑色燕尾服，戴着魔术师黑丝绸高礼帽的男人，他将双手撑在拐上，手腕上吊着一只小巧的黑色照相机。他津津有味地站在边上看众人起舞。看到打扮特别离奇的，他就将右手举至额前，向他们致一个英国军礼，并为他们照相。与他肆无忌惮的装扮不同，他的军礼姿势标准而有力，训练有素。
孟建新站在门口绿色长幔帘的阴影处细细望着他们，就像他在伦敦的亚非学院图书馆的读片器前，与西蒙一起翻看图书馆保留的历史照片一样。
没错，现在是1935年。孟建新读到过关于这个舞会的回忆录，就是刚刚那个带驴子进来的女人写的，她叫钱德勒，西尔维亚·钱德勒。那个在白色塔夫绸衬衣领子上结着一个黑色领结，头戴黑色高礼帽的男人就是维克多·沙逊本人。
这个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毕业生被钱德勒女士指为粗俗。上海许多英国侨民都不喜欢维克多·沙逊，指他品味粗俗。包括他在华懋饭店舞厅举办的这些化装舞会，它们的惊世骇俗，一直是租界传奇的一部分。他粗俗吗？孟建新打量着他，与其说他粗俗，不如说他真实。他也看不上那些柴郡文盲人家的长子，或者乡下破落小贵族无法顺利嫁出去的长女，或者他们在殖民地自大狂的气氛下，由说一口鸽子英语的阿妈领大的孩子，以及这些人固守的英国血统。于是，他把自己打扮成马戏团魔术师。
客人们按照请柬上的要求装扮成马戏团的动物，或者演员，那扮演豹女郎的自来水厂工程师太太，还特意在身后装上一条长长的内置弹簧的假尾巴。汇丰银行新近从爪哇分行调来的经理扮演海豚，因为他有个圆鼓鼓的大肚子。从爪哇来到上海的几个月，他就大大地发福了。他是个本分人，真心实意以得到舞会请帖为荣，所以还随身带了一个在日本度假时买来的彩色皮球，海豚表演时，彩色球总是必不可少的。
维克多·沙逊亲自带领大家入场。当然，是洋洋得意的。
既然主人举办了马戏团为主题的化装舞会，为他带去一头活驴不正合适吗？西尔维亚·钱德勒和约翰·凯斯威克既渴望华懋饭店九楼的舞会请柬，又从心底里嫉妒和憎恨维克多·沙逊，这种恼恨是上海侨民社会半个世纪渐渐形成的刻薄而封闭的世界观决定的。犹太人血统的维克多·沙逊就是再有钱，有英国爵位，是剑桥优等生，也不能如威廉·凯斯威克那样，被英国侨民接纳为自己人。但令他们左右为难的是，能按时接到沙逊舞会的请柬，又是侨民社会中衡量是否进入了上海上流社会的一项标准，华懋饭店的舞会实在是这个殖民小社会里最激动人心的消遣。所以，西尔维亚·钱德勒和约翰·凯斯威克不得不去出席舞会。带上一头驴子，也算勇敢地表达出血统纯正的英国侨民心头交织的蔑视与屈服。
孟建新想，不断地上演征服与被征服，这才是沙逊舞会令人欲罢不能的真正原因。
约翰·凯斯威克扮演的是唐·吉诃德。他在门厅入口处翻身跃上驴背，他原本想要骑驴入场的。驴子一直低低地呼噜着，努力平息一个挤满人的明亮舞厅带给它的巨大刺激，约翰·凯斯威克的行为再次惊吓了驴子，它终于大叫一声，“噗”地拉下一大摊屎。
这下，所有的人都朝他们回过头来。
突然安静下来的舞厅里，有人“扑哧”一声笑了。
沙逊转过脸来，指着他们大吼：“快把它弄出去！”他有一张长脸，皮肤黝黑，神情里有种不可一世的玩世不恭。在几乎直射下来的灯光下，能发现他的鼻梁上有个浅浅的突起，那是犹太人的著名体征。正是这个突起带来的阴影改变了那张脸，将它与意大利人开朗的脸区分开来，它是亦庄亦谐，精明而沧桑的。当他大吼起来，那张脸就变得不可一世起来。
一个金发领班率领一群侍应生们，七手八脚地将驴子和它留下的新鲜粪便都弄了出去，西尔维亚·钱德勒和约翰·凯斯威克趁乱迅速混入舞池中接着跳舞的人群中。
孟建新遗憾地望着那个男人的背影消失在舞池里，他已经想起来了，约翰·凯斯威克正是唐尼的弟弟。
此人解放后还来过上海，处理怡和洋行的善后事宜。那时，怡和洋行已不得不从外滩的大房子里搬了出去，他们将办公室移到圆明园路的一栋美式公寓建筑里。那里集中了当时外滩多家洋行的善后办公室。
据说，历史学家瑟金特的父亲解放后也代表英国洋行去过那里。这种不寻常的经历，埋下了瑟金特日后写《上海》一书的种子。钱德勒的访问记，就是瑟金特为《上海》做的。
有个明艳的年轻美国女人站在维克多·沙逊身边，白净的脸上长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像金鱼那样大而微凸，她应该就是埃米莉·哈恩。维克多·沙逊高声驱赶驴子时，她正在维克多·沙逊身后，肩上站着米尔斯先生，一只宠物猴子——就像马戏团的板娘。
埃米莉兴高采烈地笑了。刚才静场时，唯一的笑声就是她发出的。
她不介意体统，也不介意那些明争暗斗。这星期她给《字林西报》和《纽约客》的专栏文章，倒会因此而写得精彩。外滩最昂贵，最高的舞厅里，有人牵来一条活驴。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远东殖民地生活的无法无天呢？这对那些在家乡不得不过着循规蹈矩生活的基督徒们，不就是另一版本的《丛林传奇》吗？难道常攀附在她肩头的猴子与这头驴子，在殖民地的传奇性上，不是接近的吗？她就靠表现远东生活的生动离奇之处，在《纽约客》的专栏作家里稳稳占据着一席之地。所以她不介意有人藏乖露丑。
孟建新眺望着埃米莉，她的确是这舞厅里最出色的人物。不光美丽，更是因为她的眼风伶俐流转，善解人意，或者说肆无忌惮。
她虽说是个美国人，但也正是上海女子的一种典型：善用自己的性别，容貌以及智慧，善用自己的经历，天赋以及机遇。这种上海年轻女人是可爱的机会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她们因为太机敏而令周围的人有不安全感，但正是这样的女人，最能快速地挖掘到聪明成功而有活力的男人。一般的男人对她来说，太不够刺激了。但她们从不跋扈，男人们比女人们更能感受到她们的心意，并愿意为她们付出，甚至会体谅她们的算计，成全她们的阴谋。维克多·沙逊便是这样的男人。在上海往事中，他们俩的轶事渐渐成了传奇。
维克多·沙逊不能跳舞，埃米莉也没跳，维克多·沙逊为她买一辆美国汽车当礼物，埃米莉为他做裸体模特儿照相，但有时，即使什么也不做，谈天也是他们的巨大乐趣。此刻，他们正对一个穿中国长衫的人欢笑，大概是他说了什么有趣的笑话。孟建新不知道，那个穿长衫的中国人，是诗人邵洵美，还是外交官顾维钧。那个时代，与外国人交往时，中国的买办和知识分子以及官员，都习惯穿中国长衫，以示不同的文化身份。长衫即为身份。
维克多·沙逊喜欢漂亮而温厚的中国女明星，比如黄柳霜。埃米莉喜欢漂亮而有趣的中国男人，比如邵洵美。她灵活地周旋在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侨民社会之间，深深进入本来两个彼此封闭的世界，这使她本人有了双重的异国情调。他们俩，都是既享用殖民时代特权，又摆脱了殖民者封闭生活方式的人。他们的关系不光是萍水相逢，互相利用，更是心意相通的沧海知己。
西尔维亚·钱德勒和约翰·凯斯威克欢快地舞过他们身边，西尔维亚·钱德勒腰间的乳白色长裙像土耳其托钵僧一样张开，刻意保持想象中英国宫廷舞会里的姿态。这是在东方生活多年的英国殖民者已维持了一百年的姿态——他们在东方生活一子，可以不学一句当地的语言，不交一个当地朋友，他们按照种族和血缘，建立一个虚拟的殖民地上流社会。他们在远离英国的地方，努力学习和使用宫廷礼仪，活像巴尔扎克小说致力刻画的小市民。地理大发现时代对未知大陆的热情，在它的末期，已转化为散发着一股樟脑丸气味的身份优越感。在1935年的上海的舞会上，这对昂起下巴飞舞而过的男女，衬托出维克多·沙逊和埃米莉·哈恩摩登的姿态。
孟建新看到离这群谈兴正浓的人不远处，桌子旁边端坐着一个面露悻然之色的老人，全身的皮肉都已经松垮，好像穿得太久的羊毛圆领内衣，却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十七世纪航海去印度的英军水手。孟建新想，这个人应该就是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投稿的“英国的约翰”。他对租界里一切现代的变化都表示不满，从工部局允许华人进入租界公园，刻意印行中文的工部局宣传资料取悦华人，到日本人社团越来越有影响力，以及英童男校走廊里从英国订购的宣传画画面轻佻，“英国的约翰”都有批评。他自称是个退休船长。孟建新相信这是老人年轻时代的真实身份，至今念念难忘。
霍布金斯老老实实握着一位胖女士的右手，好像驾卡车一般沉重缓慢地掠过。这个人在北京出生，能说流利中文，还有一个中国名字：贺清。贺清是上海电力公司的总裁，就在沙逊大厦对面的电力公司大楼办公。
从电力公司大厦出来，就能看见别发书店，那是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对上海知识分子影响深远的英文书店，邵洵美和施蛰存以及戴望舒，都是那家书店的常客。《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大多数翻译小说的原版书，都是从那里订购的。黄佐临和姚克也直接从那里订购欧洲戏剧著作的作者签名本。
这是上海真正强劲而多元的年代，此刻维克多·沙逊成功掀起上海摩天楼热潮，正春风得意。还有两年，维克多·沙逊才会突然老了。两年后的夏天，中国炸弹误炸南京路外滩，汇中饭店的屋顶炸塌了，华懋饭店大门上的玻璃雨篷也炸烂了，但沙逊大楼里的人甚至没有感受到大厦的摇晃。维克多·沙逊对外宣称自己的大楼坚固无比，但在楼顶上那间豪华的公寓里，他度过了数个不眠之夜。几天后，维克多·沙逊的两鬓就完全花白了。他在这一年寄往伦敦的信件正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里。孟建新2005年找到了这封信。在信中他分析了日本人的战争动机和上海租界的命运。那时他已认定日本人的目的，是攫取包括租界在内的整个中国。他已准备好撤离上海。要等到1941年，维克多·沙逊在自己举办的最后一次舞会上，仍与人谈笑风生，他只说自己新近从别人手里用低折扣买下了一大笔澳大利亚债券。卖了这债券的英国人张皇失措地举家搬回老家去了。孟建新从书里了解到这笔债券战后的命运。战后这笔债券增值数十倍，如细流汇入沙逊家族仍保持良好的庞大资产中。
此时，维克多·沙逊将脸完全向孟建新转来。维克多·沙逊五十岁出头，年轻时代窄长的脸颊变宽了，而且变得有力，深色的，修剪精良的短发让他乍一看像个花哨的意大利人。不过，他有一双阴晴交织的眼睛。孟建新端详着维克多·沙逊，他想，当年那些围绕着他跳舞纵欢的英国商人不能理解这种神情，称它为粗俗。现在那些与他一起研究上海租界史的英国上海史专家不能理解它，称它古怪精灵。但他认为自己理解它。孟建新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上海表情。
孟建新的父亲当年跟着山东解放军进入上海，接管经济部门，爸爸的办公室最初就设在沙逊洋行的办公室里，孟建新就在福州大楼长大，他家的斜对面就是沙逊造的新城饭店。维克多·沙逊的祖父就已经在外滩开设洋行，他家在外滩发了鸦片财后，又发军火财，最后，再发一次房地产财。说起来，巴格达的沙逊家比曲阜的孟家还早了一代来到上海，长辈的坟墓仍留在上海的公共墓地里。不过，当沙逊家的后代远离上海之后，孟家的后代，成了上海史专家。
说实在的，孟建新真想能与维克多·沙逊说上几句话，甚至交谈一会儿。
他想问维克多·沙逊是否真的为了中国银行的高度问题通过英国政府向宋子文施压，使中国银行大楼最终比沙逊大厦矮去六十厘米。这是他从小就知道的外滩最著名的传说。其实维克多·沙逊一直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每年都给南京政府大量捐赠，甚至孔祥熙亲自到沙逊大厦为他颁发奖章，就像多年前李鸿章为赫德发的一样。虽然宋子文反对过维克多·沙逊企图将中国经济纳入英国货币体系的镑券计划，但这没有影响到他们良好的私人关系。按理说，沙逊没有必要搬出英国政府来施压。孟建新心中对这些四十年代日本人“大东亚共荣圈”宣传后的租界传说总存着怀疑，就像他历史系的同学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木牌事件也多年保持不能消除的怀疑一样。他们这一代上海史专家都有从童年而来的强烈情结，希望自己能勘正某些传说。孟建新相信以维克多·沙逊对摩天楼的热爱，他可能不肯让中国银行大楼超过自己的金字塔顶，但这是商人的竞争。
孟建新也想问问维克多·沙逊如何看待他家族经商的道德正确。不论沙逊家族在巴格达曾如何显要，但近代沙逊家族的财富，无疑是与殖民时代东方的灾难联系在一起的，对沙逊家族贩运的印度洋布和中国鸦片都是中国的灾难。当时，英国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都认为鸦片贸易是合法贸易，而中国政府则将其宣布为非法贸易。沙逊洋行和怡和洋行都是外滩最早的鸦片行。但怡和洋行到第二代大班，就不再从事鸦片贸易。但沙逊洋行则一直坚持了三代人。实际上，孟建新更想知道维克多·沙逊是不是也能在家里，无论是上海的家里，还是伦敦的家里，甚至拿骚的家里，闻到鸦片的气味，与自己一样。这气味是否对他来说更是挥之不去的。
还有，维克多·沙逊和怡和洋行的唐尼，以及那些上海洋行受过良好教育的世袭商人，大都与中国人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他们不光能与中国人设饭局应酬，一起做商务旅行，也能一起享受美食，一起跳舞。当然还有无数萍水相逢的温柔情意。他们的朋友圈子里，有越来越多在中国出生的外国人和从小在欧洲和美国受教育的新式中国人加入。这些文化融合而成的新人大都视野宽广，精明强干，甚至他们自己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嘉道理家族中的某人曾说过，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上海，他学习到了如何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在孟建新看来，维克多·沙逊这一代上海人，是这个城市培育出的世界公民。他们让这个城市成为传奇的城市。这个城市闪闪发光之处绝不仅仅在物质上，它中西合璧的精神正是在此时成熟了。孟建新想知道，维克多·沙逊决定离开上海时的痛苦中，是否有一部分是惋惜。这种惋惜是不是也让他对日本人深深厌恶，就像如今上海人心中仍保留着对日本炸弹毁灭了上海成为国际都市之梦的恼恨。
孟建新在斯坦利·杰克逊的传记里读过后来沙逊爵士在上海奚落日本海军官员的故事：
一个日军高官以他私人名义，特地到华懋饭店宴请维克多·沙逊。一巡白兰地过后，他大大地恭维了维克多·沙逊一番，然后，很礼貌地暗示，要是中国货币贬值，沙逊王朝将必定崩溃无疑。
“这可难不倒我，”维克多·沙逊安详地否认，“我在中国已是大量透支了。”
“维克多·沙逊居然透支？”日本人摇头不信。
“当然。”维克多·沙逊说，他非常合乎时宜地将自己的单眼镜片拿下，细细擦拭，然后，再将它慢腾腾地夹回眼眶，“你得明白，当你家邻居正被强盗抢的时候，你是不能在家里放钱的。”
宴会在一片尴尬的静默中结束，叨陪末座的日本官员都保持沉默，以等待他们的长官从被抢白的耻辱中恢复过来。他剔着牙，在脸上安排出一点笑意，终于开口说：“告诉我，沙逊爵士，你为什么这么反日？”
维克多·沙逊专心致志地修剪着一条新雪茄，过了一会，才回答道：“我一点也不反日，我只是非常亲英和亲沙逊而已。”
这语气和方式，与其说“非常的英国”，像沙逊自己解释的那样，不如说非常的上海。
孟建新怀揣着这些问题，想象着走过去打个招呼，就说：“幸会，维克多·沙逊爵士。”然后将自己的名片递过去，上海租界史研究专家，这是个不错的头衔，不比当时写《上海史》的兰登先生差。这情形如此真切，他都能感觉到脚下的地板在微微弹动，因为人们正在跳一支节奏强烈的探戈。的确，这淡褐色的细条拼花地板弹性十足，保养得极好。
转眼间，人群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矮小的中国男人，他正在与一个满头褐色卷发的英国女人跳探戈。那个中国男人穿了一身深灰色的开司米西装，朴素诚恳，与穿长衫的中国人大大不同。乍一见，他圆大的脸，江南人那种浮在面上的浅浅眉目，孟建新还以为是一张外国人制造的中国人面具，那模样很像启蒙时代欧洲工匠制造的小瓷人，也与巴黎咖啡馆天花板上的偶人相似。在外国人中间，这个中国男人充满东方情调，但他身上八十年代上海式的西装，却很突兀。他温和地带着那个露出一整条雪白肩颈的女子，合着音乐小步向前。那个女子看上去真是眼熟得很，她有一张东方人看来非常典型与美丽的欧洲脸，她兴致勃勃地望着共舞的男人，好像爱丽丝在漫游奇境中。她虽然与埃米莉不同——她们身材很不同，她苗条有力的身材多了埃米莉所缺乏的当代感—但身体语言却很近似，特别是她们高高兴兴望着中国男人的眼睛，那种兴致高昂的，猎奇的火热光亮。甚至她们的穿着也非常接近，都是三十年代在东方殖民者俱乐部中流行的，闪闪发光的丝绸长裙，能看见东方裁缝细腻体贴、从不会喧宾夺主的手工。
这个女人不是埃米莉·哈恩，而是一个英国作家玛格丽特·瑟金特。那么，这是1991年的和平饭店。当那对舞伴转身的时候，他确切无误地看到了她左面嘴角下的一粒痣，他第一次认识它，是在红色封面的《上海》一书的作者像上。是的，瑟金特是《上海》一书的作者。
孟建新曾为导师翻译过它的某些章节。书中有个陌生的上海地名“NANTAO”，还是导师告诉他，这是三十年代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对南市的称呼。孟建新喜欢这本书里提供的史料，英文的上海史著作里常常能找到在上海档案馆里已经难以寻觅的史料，但他不喜欢瑟金特书中对上海人的忽略不记。这是非常传统的侨民立场，《字林西报》式的立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上海他们创造的。1949年后，北方人又理所当然地认为上海是他们夺回来的。上海人始终是沉默的本地人。所以，上海人习惯说“他们外国人”和“他们共产党”，他们知道自己是被抹去的小数点。因此，他觉得自己以一个地道上海人身份，做一个上海史专家，是有使命的。他的使命是测绘上海人自己内在和外在的世界。但有时，他又怀疑自己的英雄主义，他认为自己更是一个犬儒主义者，不过是有一颗明白的心。
他看见瑟金特随着音乐快步向前，径自走过了“英国的约翰”的桌子。在《上海》一书中，她专门有一章论述在上海生活的各色英国侨民，孟建新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她有没有提到这个在《字林西报》副刊里总是愤愤不平的老人。那张桌子上，此刻坐着的是澳大利亚的查金。
查金从悉尼的家中特地带来一些当年从上海带走的剪报，他打算拿来作为礼物送给和平饭店的。他甚至还记得当年，在上海家中的傍晚，待全家人看完《大美晚报》后——父亲通常是最一个——他便剪下晚报副刊的照片报道专栏ON THE BUND情形。那个专栏通常都是一张在外滩街道或者堤岸上拍摄的人物照片，配上简短的说明性文字，介绍一位新近出现在城市心脏的人物。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欧洲的名人，或者富人，当然，都是二流的，这里到底只是一个位于远东的租借地。现在查金已经忘记为什么对它感兴趣的原因，如今能亲自带着那些发黄的纸片回上海，他觉得很是妥帖，却又不能置信。当年他们全家是辗转从天津离开中国，在上海侨民迁徙澳大利亚的通道即将关闭的最后时刻，几乎是落荒而逃。如今，他盛装端坐在维多利亚式舞厅里，手里握着一沓发黄的剪报。
查金隐约还记得当年的外滩，堤岸的铁链紧贴着浑浊的江水，水面上蒸发着一种森凉的，污水与淤泥混合在一起的臭气。但他没有关于华懋饭店的记忆，他不认为自己从前去过华懋饭店，那是上海的有钱人去的地方，而查金只是一个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在圣约翰大学读英国文学系。在上海多雾的傍晚，在饰有流苏的台灯罩下剪贴报纸，就是他安静的消遣。
这支探戈舞曲已接近尾声，从灯光齐放的大厅深处的舞台上，传来一声直冲云霄的鼓乐之声，爵士鼓急促的鼓点如那些逝去的岁月般，越过相隔六十多年的两场化装舞会上起舞的人们，直抵到孟建新面前。
打鼓的老人已坐七望八，他熟悉他们的节奏，因为鼓点总是响亮而拖沓，充满了战后爵士鼓的帅气少年迟暮但纯粹的激情。越过人头济济的舞池，他看到年迈的老乐手们正在舞台上表演。九十年代他们正当红，一年三百六十天，日日在酒吧里演出，从无间断。因为这支乐队，沙逊的“马与猎犬”酒吧改名为“老年爵士”酒吧。小号手周长荣仰天吹出一个尖利的滑音，紧靠舞台的廊柱下，躺靠着一个穿白长裙的女人，她已睡熟了，她是1935年舞会上的西尔维亚·钱德勒，一盏与现在一模一样的金色DECO壁灯照亮了她涂抹着猩红唇膏的嘴唇。
那悠长高亢的滑音落下，如满地泻金，舞伴们彼此微笑着鼓掌致意。然后，他们向廊柱退去。如波浪起伏般，孟建新看到1935年的舞伴们还在跳着探戈，他听见他们的舞曲节奏鲜明，而且略快，所以跳舞的人必须更利落地甩动小腿。他看见传说中神秘的佳内特夫人和她的黑发意大利丈夫，他们的舞步里有种悲剧般的浪漫情怀，这大概就是他们在大多数装扮得色彩缤纷却看不出什么内涵的人中间出类拔萃的原因。孟建新看到不少女人在1935年穿着装饰有白色蕾丝的宽腰短裙，饰有白色羽毛的软帽，并用一杆长长的象牙烟嘴，那是模仿柏林二十年代的先锋女士们。这模样，与1991年舞会结束后的下午，去瑞金宾馆喝下午茶的女士们复古的装束很是相似。
此刻，电梯门“叮”地一响，再次无声地打开。里面出来一个装扮成阿拉伯王子的金发男人，他穿着白色长袍，裹着头巾，他是红光满面的威廉姆森先生。吧台边挤满了喝酒休息的宾客，女人们曳地的浅色丝绸长裙，在舞厅流泻出来的金色灯光里泛出非常三十年代的光泽。威廉姆森先生曾担心女士们的裙摆不够精致，不够长，不够三十年代；现在看到她们像长颈花瓶一样站立在修长的裙子里，并配着长及肘处的手套，他禁不住笑了。
此时，一张中国人宽大的圆脸从缀满金色亮片的燕尾服的男人背后闪出来，孟建新以为它仍旧是总经理的脸，但那张脸上多了两撇充满东方情调的小胡子，吓了他一大跳。接着，他发现那是张面具。穿了一身深色燕尾服的岗德先生戴着它，将他的舞伴，穿了一身闪闪发光长裙的莱斯利·费内小姐横抱起来，使她的双腿如那些真正的拉丁舞伴一样在舞曲结束时竖过头顶。
威廉姆森先生白衣飘飘，款款经过维克多·沙逊身边，手指上绕着一杯叫老上海的鸡尾酒。维克多·沙逊还在谈论战事，他正说到自己的另一个计划，要是欧洲犹太人大量涌入上海的话，他打算建立一个援助基金，直接帮助来上海的犹太人，比如在华懋饭店底楼腾出一个店面来为犹太儿童提供免费牛奶，但他并不准备为伦敦亲戚建立的帮助犹太人基金会捐款。
而威廉姆森先生正在回答专栏作家利奥的问题。
利奥戴了一副黑色绸缎呔，看上去与1935年舞会中的自来水厂总工程师没太大的时代鸿沟，都是黑色大礼服加黑色呔，除了他们的眼镜。利奥戴着一副大镜面的眼镜，那是后嬉皮士时代的风格。他被上海深深打动，“我发现自己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相当倾倒。”他用的词很重，表示他喜爱的程度。“被富有差异性的美丽风景打动了，而且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又开始可以自由自在表达自己意思的人民深深打动，还有那些多样的艺术和建筑宝藏。我肯定还要再来这里。”
威廉姆森先生则以为，打动里奥的不是城市，而是舞会。他说，他正在想，下一年的舞会也许可以去圣彼得堡，既然上海的沧桑历史能转化为如此感情丰富的内容，去同样经历着沧桑变化的旧俄帝都办下一年的贝拉·维斯塔舞会，也会是一个非常抒情，非常能享受历史和时光的选择。再下一次，也许可以去古巴，那是个雪茄，美女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旧城，甚至那里也有老人唱了一辈子爵士。
“唔，这恍然如梦。”威廉姆森先生环视四周，轻轻地说，“我们享受的就是这恍然如梦呀。”
瑟金特踱到朝向黄浦江的长窗处，停了下来，她推开窗，夜风立刻鼓起了白色的长窗帘，好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插图。她是这次舞会的非正式要人，因为她写的《上海》刚出版不久，正在热卖。然后，她向外探出上半身去。
孟建新知道瑟金特此刻在想什么。他后来读到她在《周日晨刊》上对此刻的描写。那时她也不得不想起三十年代在这间舞厅里举办过的化装舞会：
他们在这间窄长的舞厅里跳着舞，从那里俯瞰外滩和黄浦江。黎明时分，他们打开窗子，让江面上那些船只深长的汽笛声和上海独一无二的空气中的气味充满房间，那是海草，煤渣和从下水道泛上来的污水混和在一起的气味。我在凌晨三点钟时，从当年相同的窗户处向外探出身去，似乎这六十年里，此地什么都没有变化过。
从瑟金特的记叙中孟建新知道此刻，他此刻是在1991年3月17日的凌晨三点钟的时空里。维克多·沙逊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中面目不清的人物。
瑟金特伏在黑色铸铁的窗上眺望黑沉沉的外滩，孟建新能闻到森凉的黎明微风中她身上被汗水和丝绸衣服混淆在一起的香水气味。孟建新想，这个英国人应该也与自己一样，具有来自天赋的历史感。
历史学家大都有与过往的时间交通体察的能力，但孟建新却在少年时代就有了一种奇特而明晰的史感。这种感应让他能捕捉历史的细节，靠细节和直观的感受来判断，来建立自己的史观。这是一种在感官中还原历史的能力，他更像一个作家，或者演员。在上海史的研究中，他不是主流，但他有其他人不可小视的能力，就是他的研究总是新鲜独特的。他的成果总被人出于爱慕而模仿或者批评，却无人能得其神韵。
当他逐字逐句翻译《上海》时，他对她的笔触也深有体会。此刻，他站在她身边，看着楼下的路灯光反射出她眼睛里的恍惚，便断定她正是自己的同类。这神秘的时刻也令他着迷：那是突如其来的，有时俯身在散发着尘埃气味的旧报纸上，有时却是在拥挤的人行道口，等待过街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这是身心分裂，身体的某一些部分突然明确地感受到了过去时代的体温，就像握住了对方的手掌那样真实具体。他与她所要的就是一种恍然如梦，他们借此顺利地滑入历史的通道，像坐上滑滑梯那样呼啸而下，几乎不能控制速度。在那里，感同身受的细节越过故纸堆，纷纷涌现出来。
从目前看来，他是成功的。他总能比别的同事更容易申请到各种项目资助，更容易得到各种上海史研讨会的主题发言邀请。在海德堡大学，哈佛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巴黎高师这样的上海史研究重镇，他也是受欢迎的人。他总能给人带来独立见解的清新之气。所以，美国西岸那些鼓吹“中国中心论”的学者有时将他作为一个例证来证明本土立场的可能性。但没人知道，这一切来自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与绝大多数男人不同，他愿意受神秘力量的摆布。从不想战胜它，或者逃避它。他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它共生。
他最幸运的，就是当他对历史的禀赋刚刚萌芽时，便得到他中学时代班主任的点拨。这是一连串幸运的巧合组成的，就像下跳棋一样。
第一步，他的班主任正好是历史老师，而且是七十年代初从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下放到中学里教书的研究员。第二步，他的班级正好为《太阳帝国》摄制组在外滩拍摄的太平洋战争镜头做群众演员。第三步，班主任正好懒得布置周记题目，要他们自由发挥。第四步，他和班上的男同学在大喇叭里的指令下在外滩走动时，正好与扮演吉米的英国男孩撞个正着，那男孩灰色的眼睛紧紧盯住他，目光像钉子一样扎过来，他突然感觉到逝去的那个时代如此真实，真实到令人疼痛不已。第五步，他正好将这个在他看来奇异的瞬间写了下来，他的本意是想写出它的不可思议。第六步，他去年级组办公室帮英文老师搬小黑板时，正撞见班主任桌上摊着他的周记簿，老师刚看完，正有些激动，于是叫住这个班上资质中等的学生，对他说了历史的妙处。第七步，办公室里正好没人，要是有其他老师在，大概班主任就不会这么真情流露。正是老师对历史澎湃的真情猛烈冲击了他少年时代封闭和紧张的心灵世界。他的人生就这样突然一拐，驶上自己的轨道。
老师拍拍他的周记本，建议他不妨将来读历史系。“学了历史，你就会对表面现象有洞察力，知道到底什么才是过眼云烟。”老师特意问他这么生动的文笔是从哪里得来的，让他受宠若惊。他说弄堂里有个大朋友，有时自己从他那里借小说来看。大朋友特别告诫他要多看《参考消息》，要模仿那上面摘录的外国报纸里的用词，还有琢磨用细节来说明事实的手法，所以他每天都看《参考消息》。他看到老师微笑了，赞了一句：“这个方法真聪明。”后来，还让他在班会课上把周记读给全班听，特意介绍了他读《参考消息》的事。老师聪明地将他的经验归纳到“善于在各种报纸中吸取营养，不做八股文”。
此后的人生便顺理成章。中国诞生经济奇迹的九十年代，上海学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受人关注的亮点，海外上海学发展迅猛，许多人都想通过对上海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或者发现西方世界与中国沟通的共同文化基础，上海再次成为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桥梁。这是上海史研究者的好时光。这个好时光，不是因为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是因为上海的经济起飞。
她亲手触摸和平饭店冰凉的黑色钢窗的时候，与他在外滩穿着灰色的戏服奔跑的时候，都是他们各自心中豁然开朗的时刻。所以，他们都不自觉地努力寻找与历史正面相遇的机会。他猜想，瑟金特应该也有她感受历史真实的时刻，也有某一对眼睛突然如钉子一样扎过来的那一刻，那个启发她的人是谁呢？会是个中国人吗？她也有一个老师发现并鼓励了她吗？她似乎很同意“打击-反应”模式，在她的书中能看到这个上海研究模式的结构，但她更多的，也是站在英国人立场上的反应，站在打击方的立场上。那是她的血缘立场。
孟建新一直都认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血缘立场是最重要的，在客观的前提下，血缘立场带人去发现更为真切的，因此也是更有说服力的历史。当历史研究渐渐多元，这种血缘立场的重要性便显现出它独特的生命力。孟建新当年翻译到“他们打开窗子，让江面上那些船只深长的汽笛声和上海独一无二的空气中的气味充满房间”，他曾想，那里一定不光是书中提到的从下水道泛上来的污水气味，他相信瑟金特只能闻是污水的气味，而自己则不然。
孟建新走到打开的窗前，黄浦江畔雾气重重的深夜，他总是觉得自己闻得到四伏的鸦片沉重的香气。这种在传说中栩栩如生的气味让他既想深深呼吸，又有强烈的窒息感，就像他的哮喘将要发作前夕那样紧张。然后，他就能听到自己气管里发出尖利的哨鸣音。
孟建新想，他不能说自己仇视鸦片，那种感情更像是害怕。他害怕与它联系在一起。但这害怕里又分明有些欢喜。那种欢喜，是对某种奇迹的期待。这种矛盾的感情，应该就是在痛苦中的成长和改变留给人的复杂感受。他探索上海的过去，就会碰触到这样的感受。他认为自己因此触及到这个城市的原罪，而且对它耿耿不能忘，这是他不同于瑟金特的血缘立场。
在孟建新看来，对上海租界的故事和观点，立场和角度，缺陷和独到之处，长处和弱点，他和她正好互补，倒真能称得上是彼此最好的另一半。要是他们能合二为一，应该就是一个完整的上海。
孟建新感到遗憾的是，他能看到她，但他不能真的与她交谈，她根本就不知道他此刻的存在。他与她，从未谋面，却有如此难得的相似之处，真令人感慨。
孟建新站在当年瑟金特伫立的窗前，打开窗子，夜风拂面而来。在这和平饭店歇业大修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和平饭店已经停止预订和平厅的宴会，所以，这个大厅空空如也，四周寂静无声。
“百年寂寞何时了”，孟建新心中浮现出这个句子。实际上，这是老师说过的一句话。
当他中学毕业，果真考进历史系，再遇到老师，他仍旧围着那条格子围巾，老师也回到大学来教书了。当年就因为老师研究的是对意识形态一无用处的租界历史，才被下放到中学教书的。老师有一次闲话的时候，突然对租界历史研究长叹了一声，“百年寂寞何时了呀！”那句话竟深深打动了他。上海开埠百年，前面是洋人的立场，后面是北方人的立场，留给上海人的，就是那长久的沉默与寂寞里，对融合与对立的理解。
这时，孟建新的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接着，戛然而止。他回过头去，隔着空旷的狭长舞厅，看见门厅大红的丝绒帷幕旁，流线型的吧台泛着金属灰白的亮光。那里背光站着一个握着照相机的年轻人，那个年轻男人穿着一双在地板上吱吱作响的美式跑步鞋。
“吓了我一大跳。”那人喘着气，“这黑灯瞎火的，老饭店的窗前，突然看到一个黑影。”
孟建新笑了：“你以为我是这饭店里从前的鬼魂了吧。”
“正是，我以为是沙逊呢。可我想，这也不能啊。但转念再想，也不一定啊。”年轻人说了一口幽默的东北话。他是东北一家时尚报纸的记者，特地赶在和平饭店歇业大修的最后一个星期来目击和平饭店的歇业。孟建新知道自己已回到2007年4月。这个四月饭店里日夜游荡着各种报纸、杂志的撰稿人和摄影师，和平饭店的歇业变成了一件与历史相关的时尚事件。里奥当年在他的目击记里写过，贝拉·维斯塔死了，和平饭店万岁。
“你怎么就断定我不是鬼魂呢？”孟建新站在窗前问，他一边闻到深夜的春风里，瑟金特在1991年的文章里提到的气味。其实，那不是下水道的气味，而是春天时分苏州河水散发的特殊气味。那是一条用到熟烂的河道，九十年代初，日益变浅的河床上堆积着淡灰色的淤泥，它们将强烈的土腥味溶解到乌黑的河水里。这淤泥，就是整个外滩的地基。“说不定啊说不定，我的坟墓就在外滩，1846年时，这里是李家场，李家的坟场。那时候，维克多·沙逊还没生出来呢。我难道不可以是个李家的鬼魂吗？”
“先生，你是逗我玩呢。”年轻人努力镇静自己，悄悄捏紧了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