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时间 义和团运动持续了几年

随着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欧洲的民族主义产生于19世纪初中。

按照西方的民族主义观念，中国在19世纪之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与帝国主义掠夺和亡国危机有关。其中 1900 义和团事件的爆发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始。

一、义和团崛起的背景

在《中国近代史》中，徐中约先生将义和团事件的背景概括为人民对基督教的仇恨、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外国经济支配下的艰苦生计、1898年的黄河决堤、1900年的华北旱灾等①，是合适的，正确的。

与教会势力斗争的义和团士兵

特别是基督教对中国礼俗的贬斥态度，以及人们对外国人开采造成风水破坏和自然灾害的意识，都是最能激起中国人民对外国人仇恨的因素。

特别是，相信基督的中国教徒不尊重孔子和祖先，也不参加传统的祭祀鬼神活动，使绅士们将基督教视为异端和邪教，成为普通人排外思想的基础。

鸦片战争期间，列强的入侵主要影响和涉及政府。普通人对外国人的行为没有直接和深刻的感受，一如既往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列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越大，中国市场上的外国商品越多，外国人的傲慢和专横行为就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特别是一些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给予的土地权利，“成为欺骗土地所有者；他们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一些土地仍然是通过欺诈获得的财产或寺庙财产，他们只允许教徒耕种这些土地，但拒绝承担地方公共义务。”②，此外，人们对外国人和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及其割地赔偿事宜了解得越仔细，由民族自尊和现实利益关系引起的对满清和外国人的愤怒就越强烈。

一场悲剧人民自觉反对异族统治和外来侮辱的风暴，注定要发生，直到 1900 年才发生，说明中国人民的耐心和被清政府蒙蔽了，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活跃在山东的义和拳击协会的基本组成部分是贫困农民和具有反清、反洋意识的志士。就像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国各地广泛兴起的反清或外国人的活动一样，他们不仅反对朝廷，而且坚决反对外国人。因此，政策被确定为“反清灭洋”。

这自然导致清政府镇压。

山东巡抚李秉衡和继任者玉贤同情并支持拳击手，因为作为守旧官员，他们对外国人的愤怒远远超过了对拳击手的不安，尤其是玉贤，他们仍然与义和拳击保持着相互利用的关系。

1899年，他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正义与和谐的民兵③，义和团也听从了玉贤的建议，将目的改为“扶清灭洋”，兵树玉字旗，杀教民，焚教堂。

然后，在外国人的压力下，朝廷招募了玉贤进入北京，并将袁世凯调到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后力镇压义和团，山东拳击手只能转入直隶。

问题是，这些转移到直隶的义和团人马恰好与慈禧此时的心情有关。

事实证明，慈禧对外国人在康梁变法期间秘密救助维新人非常不满。

慈禧想给外国人一个台阶，希望外国人能支持她准备废光绪，立新君。但是外国人似乎并不合并。

她不打算下这一步，于是新仇旧恨涌上慈禧的心头，借助义和团惩罚外国人成了她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1900年1月，朝廷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安分守法的村民成立了一个小组，以自卫符合“守望相助”的含义，地方政府不应禁止。

二、义和团反帝运动

当拳击手得到朝廷的肯定和故意庇护时，他们更大胆地对抗外国人，甚至摧毁了象征外国人奴役的铁路和电线。

在首都，王公大臣们也受到拳击手的神功影响，聘请拳击手守卫自己的房子。即使在观看了宫中拳击手首领的表演后，慈禧也要求包括侍女在内的侍女练习拳击，北京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中的一半也开始练习拳击。

这种敌意的反外潮流警惕了北京的外国大使。5月底，在总理衙门勉强同意后，他们总共调动了约300名士兵来警卫外国大使馆④。

拳击手于6月3日切断了京津铁路。在北京，外国人觉得危险正在逼迫他们，所以他们急忙调整了一个来自天津到北京的2100人联盟。当他们去廊坊时，他们遇到了拳击手，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此后，拳击手在北京焚毁了英国大使馆的公寓、教堂和外国人的住所，杀死或活埋了基督教皈依者，包围了外国大使馆，杀死了德国大使，甚至挖掘了传教士的坟墓。

在此期间，慈禧多次召开皇家会议讨论对策。当有人告诉她拳击和民用刀枪不合适时，慈禧坚决地说：“法术不足以依靠，难道人们的心不足以依靠吗？今天，中国已经非常虚弱了。战士们的心。如果人们失去了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呢？”⑤

于是连续四次皇前会议后，于6月21日向外国列强宣战。

此后，由三心二意的荣禄指挥中国军队持续了两个月(约约 18000 人，)与拳民(约 30000 人)攻击外国大使馆⑥、外国大使馆的警卫和人员(警卫) 450 平民475人，中国基督徒2300人，仆人约50人⑦）顽强抵抗的故事。

结果是8月4日，外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八国联盟获得约1.9万人⑧救援后，慈禧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第二天，带着光绪乔装逃往西安。

在两个月的围困中，外国大使馆和八国联军为死亡231人付出了代价⑨。为报复，联军进攻北京并进入北京后，到处烧杀抢掠，特许军队在北京公开抢掠三天。

联军统帅、德国元帅瓦德西在日记中写道：“沿途没有被毁的房屋非常罕见。大多数人早已成为瓦砾之场。...从大沽到天津到北京的路线上，至少有50万人变成了无房可居。进入北京后，瓦德西的笔记说：“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了三天，随后又进行了私人抢劫。北京居民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但其详细数量不再被调查。现在各国互相推诿抢劫，但当时各国都曾彻底共同抢劫，却始终存在。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名士兵回到中国，他说我们从北厅开车到宫殿，修道士跟着我们。”我们奉命在城里为所欲为三天。我们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我们实际上抢劫了八天。老师们是我们的向导。

”⑩

这些侵略者以谦逊的方式入侵北京，40年前犯下了燃烧圆明园的滔天罪行。这一次，他们进入北京，再次犯下了人神共愤的抢劫罪，尤其是基督教道士。他们愿意成为掠夺者的向导，不顾耶稣让他们下地狱的警告。

慈禧，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妇人，可耻地抛弃了北京，逃往西安，把自己列为悍妇。

满清有这样一个三次垂幕听政者，不死于人也会死于天，这算是命运。

而那些满嘴祖宗制度不可改变的满清时期，如荣禄、端亲王、庄亲王，只关心部落的利益，不顾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死亡。在他们和老妇人一起杀死康梁维新后，他们不得不在庚子拳乱后再次跟随老妇人。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太晚了，康乾盛世被他们强行摧毁在愚蠢和尴尬之中。正是他们的愚蠢和粗心，使一支近10万人的中国军队[11]无法抵抗不到2万人的侵略军，再次将中国置于羞辱和尊严的境地。

当北京和天津发生当义和团风暴时，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45个城镇的人民瞬间发泄了多年来对外国人的愤怒。它不仅指向基督教教堂和传教士，还指向清政府。浙江西部的江山、常山、衢县等地的政府衙门被义军占领[12]。事实上，这些都不是起义，只是发泄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愤怒。

三、东南保护

然而，这些人民的愤怒使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等洋务倡导者陷入了拳乱会引发列强战争灾难的恐慌。

在积极从事民族产业发展的重要人物盛宣怀的串联下，他们组成了代表团，从维护地方政府不会因为人们对外国人的行为而导致列强的军事蹂躏。5月30日，他们在上海与以美国总领事为首的各国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约》，导致京津灾难未在东南蔓延。后来，四川总督奎军、闽浙总督徐应答、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参加了附和。一方面，这一事件被称为东南地区的互助保护，避免了与京津地区类似的拳击混乱。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京津地区攻防的列强国家不必担心东南地区的不利事件，更能集中力量应对义和清政府的宣战。

虽然这一事件的功过很重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也许这一事件形成的地方政府独立于中央政府以外的地方利益的做法更具深远意义，这标志着地方政府和清政府之间的微妙游戏已经开始。统一的皇权国家治理结构存在严重问题，直接导致辛亥革命后各省通电全国脱离满清的合法性。

1901年9月17日，被慈禧任命为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与11国列强签署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

两个月后，李鸿章去世，“结束了他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帮凶和走卒的生命”[13]。

四、义和团运动和民族主义

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大致有三种意见。

早期关注中国现代社会变化的学者认为，义和团属于民乱性质，由慈禧控制的朝廷利用，以报复外国人保护和维护新变革者，不支持慈禧想要放弃光绪。李建农及其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将其理解为对外国人的非建设性行为，并认为八国联军镇压和抢劫北京的行动证明了东南互助保护的明智和现实战略。

第二种观点认为，义和团体运动被视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压迫的壮举。”这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延续。义和团体运动突出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但未能将这一任务与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族进步的任务结合起来，严重污染了封建主义落后和排外主义的毒素。”[14]

第三种意见是从义和团事件和《辛丑条约》对中国事实的影响进行评价。例如，徐中约认为，义和团事件和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影响包括：

(一)联军占领北京和俄罗斯在满洲的扩张，使中国面临分裂的威胁，加剧了国际猜疑和竞争；

(二)《辛丑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其要求 45 一个反对外国人的港口城市和地区停止科学考试五年，是对支持义和团和反基督教行为的绅士的惩罚；

（三）4.5 白银赔偿和规定的赔偿方式导致白银持续大规模外流，虽然不会使中国经济瘫痪，但限制了经济增长；

(四)加强了北京外国公使对清政府的影响，清政府的威望降至谷底；

（5）外国远征军的残酷表现破坏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和自豪感，中国人民对外国人的态度从蔑视和敌对转变为恐惧和奉承；

（6）为了生存，清政府被迫进行三心二意、肤浅的宪政改革；许多汉族人在对满族朝廷失望后转向革命。[15]

从近代史本身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在义和团事件中，拳击手和朝廷联合反对外国人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形成的开始。

以共同语言、共同起源、共同文化遗产和共同生存责任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存在于欧洲，可以超越人们对宗教、国王和地区的认同所承担的传统义务；在现代中国，中国人民对国家根深蒂固的认同情感转化为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部分，可以为国家与外国入侵者分享共同的仇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是各民族的共同守护者，也是中国文明的载体和代表。

因此，随着欧洲人的入侵、文明和文化格格不入、基督教信徒背叛中国传统习俗的愤怒，中国的民族主义萌生和发展。

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同于欧洲的民族主义。它不是一种基于排他性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由欧洲入侵引起的爱国主义。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一朝形成的，其最早的出现应该追溯到康有为1898年倡导建立的保国会。

今年正好是三年一度的会试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们聚集在北京。士子们的心中充满了义愤，因为德国强占胶州，俄国侵略东北。康有为认为，动员这些士子建立一个宣传保护国家、国家和国家教育的组织，将能够通过“扩大国家愤怒”来促进朝廷的变革。因此，186人参加的保国会[16]于4月12日首次集会，随后，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也在北京由浙、滇、川人组织。

尽管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攻击，保国会在一个多月内举行了三次会议，但《保国会章程》提出的“保国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自立”、“保持圣教”的目的[17]是民族主义意识的反映，或者在文字上，本章程第九条提出的“协会同志强调保护国家、种植和教育的目的”是一种简单的民族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