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寒风中 《风中月》歌曲
tiger1969年冬季，农建十一师根据兰州军区和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指示，抽调一团、二团、三团、六团、七团、十一团、工程团和安西农场8个单位的兵力7000多人，组成45个工程连队，参加“404”，国防工业输水管道工程施工，全长22.4公里，掘深3.5~7.67米，土石方24.2775万立方米。提前半月完工。
当时那种工作生活环境，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那几乎是突破了人类的生理极限。那种艰苦的程度，和上甘岭和长征的时候几无上下。会战大军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战友，女战友参加这样的会战可以说是近乎残酷。
整个会战工地场面宏大，为叙述方便，仅截取大场面的部分镜头，感受一下当时会战工地的情景。
四零四工程会战时，每个参与的团场单位设一个指挥所。农一团指挥所设在一个工程兵住过的废弃地窝子里，重新搭上顶子。门口竖着一块写着“农一团玉门水道工程指挥所”的木牌子。地窝子里放着两张桌子，几把椅子，是办公用的。
土炕上铺着旧毡布，那是指挥部工作人员睡觉的地方。地中间安放了个铁炉子取暖。两位指挥长，一位是杜有根团长，他当时五十多岁了。另一位是军管组徐钦堂副组长，河北保定人，中等个子、微胖，一身草绿色军装，前胸上油污挺多。他待人和气，平易近人，是8120部队某部领导。
指挥部下设施工、后勤、宣传等小组，分别行使不同的管理职能。
宣传组的任务是放电影，搞广播宣传，协助印小报并发到连队，有时也帮助刻刻蜡板。
高金村参谋主要负责宣传小报的版面刻制，杨克泉干事负责稿件的修改。小报内容主要包括：工地动态、好人好事、需要传达的会议精神等。三至四天出一期。
负责放电影的放映员叫张炳文。
地窝子里面很黑。白天刻蜡版，写稿子都要点煤油灯。一天中午，杜团长陪着张兴汉副师长来到地窝子。张副师长看见几个人点着煤油灯工作，就说：“大白天还点着灯，这不是浪费吗？”杨干事回答：“屋里太黑，刻钢板看不清，太费眼睛”。张副师长没再说话，他谈完工作就走了。杨干事发牢骚说：“点个煤油灯也管，太抠门儿了。下次他再来咱们逗逗他。”
张兴汉，山东人，来十一师前，任新疆兵团水利处长。十一师成立从新疆调来任副师长。兵团撤销后，调甘肃水利厅任厅长至退休。
张副师长眼睛不好，戴着一副墨镜，听说打仗时受过伤。没过几天，张副师长又到指挥所来了。杜团长陪着他走进地窝子，边走边说：“张副师长，地窝子里黑，看不见，您小心别摔倒。”张副师长说：“没事，没事。”一边走一边说：“战士吃不饱，定量不够吃，这些我也没办法。师党委研究了，给每个战士每天补助两角钱，多吃点包包菜，菜也顶粮嘛。”
地窝子里很黑，张副师长说：“别关门，别关门，关门就看不见了。”原来杨干事想报复一下，见他一进门就迅速把芨芨草门关上了。地窝子里一片漆黑。我们在暗处看着张副师长摸黑的样子偷偷笑。办公时点一盏煤油灯领导都上心，可见当时的条件是多么艰苦。
团指挥所的伙食每天都是老三样。馒头，杂粮面糊糊，洋白菜。没多少油，肉也很少。军管会徐副组长看在眼里，说要给大家打两只黄羊改善一下伙食。
那个时代河西地区接近原始生态，黄羊、野兔、狼、狐狸等各种野生动物很多，黄羊我见过，奔跑的速度极快，马都跑不过它，“黄羊窜一窜马跑一身汗”。
一天，他叫司机回部队取了一只56式半自动步枪并带了些子弹。司机和徐副组长在部队时打黄羊就是老搭档了。傍晚时分，他叫司机开着嘎斯69，自己坐在副驾驶位置，怀里抱着半自动步枪出发了。
大约晚上七、八点钟，远处出现了汽车灯光。不知谁喊了一声“他们回来了”。一会儿，汽车开到指挥所门前。只见车的后备箱敞开着，装着三只血淋淋的黄羊。
躺着的黄羊，羊犄角就有半米多长。徐副组长说：“都是公羊，我不打母羊，留下母羊下羔儿。”看来他当年就有环保意识。
第二天中午，吃清炖羊肉，一角一碗，食堂光收个作料钱，让大家解了馋。吃了黄羊肉的人说，羊肉有股土腥味儿，没一点油，肉丝特别粗，不好嚼烂。想也是，戈壁滩上擅跑的动物，身上能有脂肪吗。
在那困难年月，也怨不得人对动物残忍了，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晚上睡觉,张炳文问徐副组长,你的枪法真好。他讲他在抗美援朝时枪法就出名。徐副组长说以前生活困难常常打黄羊度粮荒。
对打黄羊这一行为需要做一点简要的说明。
用现在的法律法规衡量，当时打黄羊的行为是违法行为，破坏了生态平衡。但当时为了生存也是无奈。且当时该行为并不违法，因为当时并无环保方面的法律。不能用现在的法律，套用以前的行为，司法的原则是“法不溯及既往”，就是法律不能追究该法律生效之前的行为。
徐副组长说，他打黄羊只打公的不打母的，看来他还是有“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的原始淳朴的环保意识。
张炳文问他，“几百米的距离，您怎么能分清公母呢？”他说：“公羊的犄角高大，母羊的小，灯一照很容易分清。哎！我要是死了，黄羊一定得开我的批斗会，我打的黄羊太多了。”随即鼾声如雷，睡着了。枕头下还掖着六四式手枪，这是他的习惯。
现在到河西基本上见不到黄羊了，是不是已经灭绝没有数据支持结论。
人睡指挥所的帐篷里，早晨起来，被子上落的沙土有铜钱厚，夜里又刮风了。每晚睡觉根本就不敢脱衣服，戈壁滩的气温太低了。
张炳文回忆说，有一天他去十四连工地送宣传小报。看见两个老兵在煤炉前忙碌。一人拿着铁钳夹住磨秃了的十字镐镐头，往煤炉的红火炭里埋，另一人拉着风箱。他们是给第二天上工地用的镐头加钢淬火。
一堆磨秃的镐头堆在煤炉旁边。他们要逐个把镐头的两端重新锻打成锥形，然后淬火。听他们说，每天都有几十把镐头送到这里，打尖了以后再拿到工地使用。一天镐头要磨去二寸，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大的劳动量。
从工地回来的人穿的黄棉袄好似铠甲，干活儿出汗湿透的棉袄涨起很大，大家仍然穿着它们坚持上工地。
在工地广播，用一个芨芨草蓆围成圈子就算播音室了。草圈子里放着扩音机、电源线和发电机。每天要先把发电机拾出去发电，发电机笨重，一百多斤，要两个人才能抬动。放广播关键是发电。零下十几、二十多度的天气，露天放着的发电机冻得气缸和活塞粘到一起：启动手柄根本压不动。只能用脚一下一下地蹬，蹬的手柄能转动灵活点了才有启动的可能。这时再打磨火花塞，给燃烧室里加点儿汽油，启动就容易了。放广播时扩音机得预热好几分钟才能放出声音来。
用的塑料唱片几天就坏了。风沙太大，唱盘转起来磨损也快，放个音乐沙沙的杂音没完没了。念广播稿子要蹲在地上，手拿话筒，连椅子也没有。话筒被风一吹呼呼响，一篇广播稿念下来，满嘴都是沙子。
张炳文负责放电影，他说，那时绝大多数影片都停播审查。全国仅有“三战”“两片”（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能放映。
同时还有少量的《新闻简报》等政治性影片放映，新闻片不多。所以，在四○四工地从开始到会战结束没放几场电影，露天电影的场面也不热烈。一天下来都累瘫了，哪还有精力站在寒风中看电影。
一团参加的四零四工程会战提前半个月结束了。指挥部全体成员和参战战士们一起回到原单位，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节奏。
战友在下一个月发工资时，所有去四零四工地的人无例外都多扣了工资，原来是伙食费超支了。虽然每天补助两角钱，但是仍不能弥补亏空。
工作量太大，饭量大到惊人。听说有的连队战士扣除当月全部工资，还倒欠单位十几块钱。累死累活干了几个月，还要倒欠钱，放到今天是无法想象的，可当时的就是这么一群傻且实在的人，说得好听叫做甘于奉献。
那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往事，历史没有忘记这群流血流汗的兵团战友。
兵团战友参与修建四零四工程这件事，已被载入《甘肃省志*农垦志》第十九卷“军垦始末”第92页，确信军垦战士的贡献没有被埋没。
本文资料由张炳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