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的五早原则有哪些 新冠肺炎五早原则

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近全球新冠病毒流行的主要变体是奥密克戎的亚变体BA.2，它的传播速度比BA.1更快，致病力差不多。

本系列科普文章专为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流行性疾病防治研究》（21JZD039）的科普任务而作，为开展大众科学整体行动献计献策。

重大流行性疾病的防治除精通医学、公共卫生知识，还需具备社会医学、法学等知识。流行病学专家需具有与决策者打交道的勇气和智慧，以及动员群众的能力。在确保供电、供水、物流（粮食和蔬菜等）、急诊治疗等人民生命线的基础上，进行防控和实施隔离，对长者和幼儿提供带有温度的保障，是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和恐惧心理传播的策略。

第一篇 新型冠状病毒的变异株及其防控措施

一、新冠病毒是什么？

病毒不具备细胞结构，属于非细胞结构的生命形式，需要利用宿主细胞内的代谢工具来合成自身蛋白、完成遗传物质的复制并最终完成病毒组装从而实现增殖与种的延续。冠状病毒科的冠状病毒是一种有包膜的RNA病毒，病毒的遗传物质（即病毒基因组）为单股正链不分节段的RNA。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β-冠状病毒组，直径约65~125纳米，其基因组序列与SARS 2002冠状病毒有约80%的序列同源性[1]，均为源自动物的人畜共患病原体，可从自然宿主通过或不通过中间宿主（主要是哺乳动物）传播给人类[2]。

二、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有几个主要变种及特点?

1、新型冠状病毒怎么突变？

一般而言，RNA病毒因其RNA聚合酶缺少3&39;-5&39;的校对功能而表现出较高的错误率，进而使其具有较高的碱基替代速率（反映病毒的变异与进化速率），这种碱基替代最终表现为病毒蛋白的氨基酸突变并积累突变，影响病毒包括传播能力在内的毒力与致病性。

但新冠病毒SARS-CoV-2由于具备了一定程度的3&39;-5&39;核糖核酸外切酶校对活性，使得新型冠病毒比其他RNA病毒具有更低的突变率，但是其核苷酸替代速率的长期趋势仍与其他RNA病毒类似，这表明即使有着较低的突变率但病毒积累突变的能力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因病毒在宿主细胞内的高复制率而得到弥补。

2、新型冠状病毒主要变异株及其特点

截至2021年12月31日，WHO认定的“令人担心的变异株”（Variants of Concern，VOC）有5个[3]，分别为B.1.1.7变异株（Alpha）、B.1.351变异株（Beta）、P.1变异株（Gamma）、B.1.617.2变异株（Delta）以及B.1.1.529变异株（Omicron）。除最早出现的D614G氨基酸变异外，这些变异株在病毒的棘突蛋白S上均出现了不低于9个的氨基酸变异。

与以往的变异株相比，Omicron的人间传播能力更强[4]，特别是对年轻人和中年人的传染能力增加，但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轻度感染，以头痛、全身疼痛、肌肉疼痛、咳嗽等为主要特征。

三、冠状病毒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变异？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不断传播和大流行（Pandemic）出现，SARS-CoV-2冠状病毒的变异也逐渐积累，直至产生具有重大公共卫生意义的一系列令人担忧的变异株VOC和值得关注的变异株VOI（Variant of Interest），病毒正朝着增强传播能力、降低中和抗体敏感性的方向进行适应性变异。

目前，关于病毒毒力持续减弱或得到增强、病毒变异造成了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或减少等论点均有文献支持。社会群众对新冠肺炎的恐慌和上述的暂不确定性有关，加之一些新闻、自媒体为吸引眼球与吸引流量的夸大宣传，加剧了社会性的恐慌。也有报道称新冠肺炎治愈后具有一定的后遗症，这和流感治愈后基本没有后遗症具有本质差别。所以，将新冠肺炎判断为“大号流感”也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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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株，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护？

不断变异是病毒生存和保持种的延续过程中的重要机制。新冠肺炎COVID-19在传播流行的过程中，其病原体的变异可能正朝着有利于增强其传播能力、抗体耐受性、免疫逃逸等方向进行。

病毒不断变异的特点，对筛查、疫苗接种、治疗药品的研发和防疫措施与防疫策略的制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对SARS-CoV-2起源进行追踪、继续了解再感染的免疫机制，实现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的长期免疫控制[5]。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是传染病防控的三大原则。目前应对病毒变异的最佳方式是追踪病毒变异、研发针对变异的疫苗或治疗的药品、加强隔离措施。

本新冠肺炎防控科普系列文章近期将持续更新，敬请关注，欢迎转发和宣传。

参考文献

[1] Amodio E, Vitale F, Cimino L, et al.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SARS-CoV-2): First Evidences From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d Pending Questions[J]. Healthcare. 8(1)2020).

[2] Zhou P, Yang X, Wang X, et al. A pneumonia outbreak associated with a new coronavirus of probable bat origin[J]. Nature. 579(7798), 270-273(2020).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ekly epidemiological update - 25 February 2021 [R]. 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21.

[4] Meo S A, Meo A S, Al-Jassir F F, et al. Omicron SARS-CoV-2 new variant: global prevalence and bi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J]. Eur Rev Med Pharmacol Sci. 25(24), 8012-8018(2021).

[5] 沈佳莹, 林剑生, 曹广文. 新型冠状病毒的变异株进展:起源,变异动力与防控措施[J]. 上海预防医学. 34(1), 6(2022).

本文作者：李蓉，女，云南省昆明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染病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空间流行病学相结合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研究。

学术指导：熊成龙，男，河南省罗山县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病原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病毒性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及生物信息学。

审核校对：何国忠，男，云南凤庆县人。博士、博士后，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协同创新访问学者，昆明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校外博士导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临床基础方向博士合作导师。

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科研项目19项，出版著作17部，发表中英文论文88篇。二十余年来，长期致力于管理学与重大流行性疾病防治、社会治理与智慧科技促进人群健康等公共卫生管理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与流行病学相关的交叉学科研究和大健康产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