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国际禁毒会议是? 第一个禁毒会议是在哪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败北的清政府被迫将走私的进口鸦片「合法化」（改名洋药），失去最后一道约束的鸦片，在中华大地像江水决堤，一泻千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甚至连远离中央的西藏也开始有人沾染。

在大多数国人印象里，导致鸦片战争爆发的罪魁祸首是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不仅在鸦片战争之前大肆向中国走私鸦片，更是在虎门销烟之后，游说英国政府向清政府诉诸武力。

然而这个常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上向中国走私鸦片最多，以及游说英国政府对清政府开战的其实是一群犹太贩毒家族，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著名的沙逊家族。

犹太贩毒集团——两次鸦片战争的受益者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主张强硬禁烟的清代名臣林则徐曾给同时期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写过一封信，说道：「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甚严，是固明知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

这封信的核心思想是：「贵国与我国贸易来往，所赚得利润，都是从我国国民手上获得，你们不但感激，反而却拿鸦片毒品来祸害他们，而你们自己又禁止自己国民吸食鸦片，实在太无耻！」

然而，林则徐这套说辞并不完全准确，当时英国并没有禁止国民吸食鸦片，同样也有滥用，只不过英国人流行的是「喝」鸦片酒（鸦片酊），也就是鸦片烟膏泡酒。

曾经派使者见乾隆皇帝的英王乔治三世就是一个鸦片酒鬼，他后来的发疯跟这个嗜好有很大的关系，而后来的继任者乔治四世同样喜欢喝鸦片酒。值得一说的是，当时在欧洲街头贩卖鸦片（酊）酒的商贩以犹太人为主。

不过，当时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确实很讨厌鸦片，认为鸦片（酊）酒让英国男人失去了阳刚之气，上瘾之后个个都成了病鬼，但她也没有在法律层面禁止喝鸦片（酊）酒。

彼时的中国，抽大烟（鸦片）泛滥成灾，尽管早在雍正年间，清政府就已经意识到鸦片会给国家造成危害，并开始施行禁烟措施，但由于民间一直把鸦片当灵丹妙药，所以收效甚微。

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正是看到如此巨大的商机，才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大肆向中国走私鸦片，企图解决中英两国之间的巨大贸易逆差，为此赚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贩毒集团名声。

然而，与大多数国人固有印象不同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是向中国走私鸦片最多的主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们贩卖的鸦片比例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原因是当时英国政府已经把鸦片经营权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让渡给了一群英国籍家族式犹太鸦片贩子，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沙逊家族所开办的沙逊洋行。

犹太贩毒家族的来历

犹太民族源远流长，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一直没有固定的居住地，四处颠沛流离，直到二战后才在英国帮助下建立了以色列。尽管他们聪明能干，会做生意赚钱，但长期受尽歧视与欺压。

鸦片战争之前，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主要有以下四个分支：

第一支德系犹太人（Ashkenazim）；

第二支西班牙系犹太人（Sephardim）；

第三支阿拉伯系犹太人（Mizrahim）；

第四支非洲系犹太人（Ethiopian）。

近代历史贩卖鸦片的主要是西班牙系犹太人（Sephardi Jews），即长期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塞法迪犹太人，大约占犹太人总数的 20%。

值得一说的是，16 世纪前中期，西班牙与奥斯曼为争霸地中海而爆发战争，西班牙趁此机会把境内的伊斯兰势力犹太人驱逐了。无奈之下，大批西班牙系塞法迪犹太人只好流浪到奥斯曼境内的中东等地生活。

1553 年，葡萄牙人通过欺骗的手段占据澳门，其国内的塞法迪犹太人趁此机会向中国走私鸦片，但当时的量并不大。根据资料显示，当时明朝一年进口的鸦片也就 100 来箱，塞法迪犹太人占据的比例最多也就 5、6 箱。

此后，随着市场的变化（清朝入主中原），塞法迪犹太人的鸦片走私生意越来越兴旺，形成几大贩毒家族：沙逊、嘉道理、哈同、亚伯拉罕、所罗门、埃兹拉、托依格、海亦姆、索福等。

在这些犹太贩毒家族里，最有名的无疑是沙逊家族，因为自 1840 年以来，犹太人向中国走私鸦片的生意逐渐被这个家族垄断，沙逊家族也由此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贩毒集团。

大卫·沙逊——贩毒家族的开创者

如果单纯以贩毒的数量作为衡量标准，大卫·沙逊可谓是史上最大的毒品贩子，后世的任何大毒枭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而他和后世大毒枭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贩毒罪行没有人记得。

1792 年，大卫·沙逊出生于巴格达一个富裕家庭，祖上正是被西班牙驱逐出境的塞法迪犹太人。他 30 岁之前生活顺风顺水，任职当地首席财政官，直到 1821 年新来了一位行政长官，人生才起了波折。

新行政长官名叫达乌德，上任就杀了一位叫埃兹拉的犹太人族长，大卫·沙逊见新上司对犹太人杀气腾腾，连忙私下越级打报告，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当时巴格达归奥斯曼帝国管辖）将达乌德撤职查办。

达乌德得知消息后，立刻展开反击，他以大卫·沙逊开银行放高利贷、贪污受贿之类的理由，同样上报给政府，企图将其定罪。最终，达乌德的报告得到了一些高级官员的认可，大卫·沙逊的形势岌岌可危。。

看形势对自己不利，大卫·沙逊果断发挥犹太民族传统，带着全家四处逃难，辗转多地，最终于 1832 年获得英国国籍，紧接着第二年，他就把全部家族财产转移到了英国在亚洲的最大殖民地印度孟买，并定居下来。

当时印度孟买总督罗伯特·格兰特正利用各种势力影响英国议会，想要通过一则法令，废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和垄断特权。事后，有阴谋论者认为，这与大卫·沙逊等犹太家族背后的游说、行贿有很大关系。

这条法案很快获得通过，于是大卫·沙逊立马在孟买成立沙逊洋行，开始经营英国、印度的棉纺织品、波斯湾土特产，以及走私鸦片等贸易，而市场则是隔壁的中国。

与此同时，原本顺风顺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落千丈，到了 1840 年，他们主营的鸦片走私生意已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其中有多少猫腻，至今都是秘密。

而沙逊洋行虽然经营着很多生意，看上去都很兴隆，但最赚钱还是向中国走私鸦片，销量实在太好了，连他的竞争对手都眼红地说道：「黄金雪片似地向大卫·沙逊飞去」。

凭借着犹太人的经商天赋，大卫·沙逊很快就成为孟买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他的鸦片走私生意也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巨大财富，真真切切解决了两国之间的巨大贸易逆差。

曾经极度反感鸦片的维多利亚女王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突然转变态度，支持并命令英国政府授予大卫·沙逊等犹太家族更大更多的权力，特别是在生产制作鸦片的环节给予更大的政策倾斜。

资料显示，1836 年从印度走私到中国的鸦片超过 3 万箱（不包括偷税漏税的走私鸦片），97% 以上被犹太鸦片商贩控制，而沙逊洋行占大头，大约 20% 左右。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沙逊洋行的崛起

1838 年，英国籍犹太鸦片商贩遇到了麻烦，清道光皇帝派时任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的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州禁烟。一场影响中国上百年历史的禁烟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广东东莞虎门销烟纪念馆

林则徐到了广州，就立刻逼迫以沙逊洋行为首的英国犹太鸦片商贩交出走私的鸦片，并在虎门进行集中销毁。根据当时清朝的官方记录显示，总共销毁了 1 万 9 千多箱鸦片。

看着被销毁的鸦片，犹太商贩们心疼不已，但这些损失还比不上以后不能肆无忌惮的走私鸦片。于是，以大卫·沙逊为主的犹太家族决定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出钱出力游说英国政府替自己出头。

沙逊家族的亲家是当时另一个非常有势力的犹太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专业放高利贷，虽然没有经营贩卖鸦片生意，但通过与沙逊家族的深度合作，同样获得鸦片丰富的利润。

于是鸦片战争的起源有这么一种说法，正是由于沙逊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合游说，才使得英国议会以微弱的优势，投票通过英国政府发动对华的惩罚战争。这一幕，在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电影中再现了。

然而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英国议会却是以 271 票反对、262 票支持的结果否决了对华战争法案，但此时英国舰队已经在前往中国的路上，换句话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并非英国议会决定，而是由当时的英国首相直接授权发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败北后，清政府被迫签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不仅把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是让鸦片如同洪水一样涌入，使得国民身体素质更加急剧下降，成为列强眼中的「东亚病夫」。

值得一说的是，《南京条约》并没有明确写着鸦片贸易合法，全文只有一处提到了鸦片，但英国代表璞鼎在谈判期间一直劝说清政府代表，停止之前禁烟政策，可以采取对进口鸦片征税的方式，来打击走私。

《南京条约》里唯一一处提到的鸦片内容，则是要求之前清政府赔偿之前英国犹太鸦片商贩在林则徐执导的虎门销烟里的全部损失，费用高达 600 万银元，很明显这是狮子大开口的敲竹杠。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心求和的清政府，别说这种狮子大开口的敲竹杠，连之后对英国鸦片商贩的进口「洋药」也是大开绿灯。至此，鸦片在中国正式全面「合法化」。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政府为了彰显自己的「正义之举」，一直狡辩这是一场关于贸易的战争，只字不提鸦片走私的起因。这种无耻的说法，让伟大的共产主义导师马克思都看不下去，专门撰文揭露并批判英国政府。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16 年后，即 1858 年，马克思又专栏写了一篇《鸦片贸易》的文章，详细地梳理了从 1767 年至 1858 年罪恶的鸦片贸易史，里面重点批判了英国政府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做法。

「英国政府以帝国政府的资格，装作与鸦片贸易全无关系，甚至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法令。可是又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标价拍卖，把它从国家官吏手中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转入走私商人的手中，运入中国……」

马克思文章中的投机商人，就是他的犹太人同胞，即以大卫·沙逊为主的犹太家族。从综合资料来看，林则徐虎门销烟中的鸦片中有接近一半出自这个家族。因此可以说，鸦片战争其实是英国政府为维护沙逊家族利益而发动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卫·沙逊看到障碍基本被扫除，便迅速带领八个儿子，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成立沙逊洋行，其中上海的业务（鸦片）发展最好，很快就变成沙逊洋行在华的业务中心，其地位远超香港和广州。

第二次鸦片战争成就东方罗斯柴尔德家族

1860 年，英国联合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其中有一条规定外国运入中国境内的鸦片每百斤仅纳进口税三十两，清政府不得重复收税。

这个规定，自然让沙逊洋行的鸦片生意更上一层楼，因为这意味着其在中国不仅可以更加放肆贩卖鸦片，还只需要缴纳极低的固定税，更有利于招揽更多中国经销商（不需要向清政府缴税）。

鸦片贸易的火爆，让沙逊家族手上了资金流动巨大，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因此他们有了东方罗斯柴尔德家族之称。1864 年 8 月，大卫·沙逊伙同其他洋行共同创办汇丰银行，启动资金正是来源于鸦片生意。

1864 年 11 月 7 日，71 岁的大卫·沙逊在印度死亡，而他的沙逊家族依然凭借中国火爆的鸦片生意，以及汇丰银行的相关操作，继续上演远东商业的暗黑传奇。

1866 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爆发，棉花商还不起银行贷款，坏账数量急剧上升，导致的结果就是银行大量破产。据资料显示，仅此一年，英国就倒闭了 17 家大银行。

汇丰银行是唯一没有受影响一家英国银行，并且还在这段时间反而极速扩张，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银行，因为背后的沙逊家族通过贩卖鸦片，可以源源不断提供的现大洋。

值得一说的是，由于有英国政府撑腰，此时的汇丰银行在中国揽储业务时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对清政府非常硬气，所以成了贪官污吏，大商贩，甚至土匪恶霸的脏钱最佳保管地。

晚清著名小《官场现形记》曾写过这么一个故事：某位清朝的大官，奉命到上海查一个贪官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当他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来到门口前，却被门岗印度保卫直接拦住了，让他从后面的小门进去。好不容易从后面进到了银行里，也得到了汇丰银行职员「客客气气」地招待，但这位朝廷大官说来此的目的时，汇丰银行职员生硬地回复：「我们汇丰银行对储户是严格保密，不能让你查询。」

沙逊家族贩卖鸦片的独特之处

沙逊家族之所以能在众多犹太鸦片商贩中拔得头筹，占据国外输入中国鸦片的 70% 的份额，有多方面因素，除了有犹太人精明的商业理念——厚利多销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有强大的国家军事武装为其撑腰，纵观人类历史，从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一样无耻，派军队为毒贩开道。这种做派，比当今的塔利班组织还不如，他们在占据阿富汗领土 90% 之时，还雷厉风行进行禁毒措施，且成效显著；

2、沙逊贩毒集团创始人大卫·沙逊的经历与特质，具有天然的贩毒潜质，并成功地激发出来。当时世界鸦片的主产区是土耳其，后来又扩张到当时的印度孟加拉地区，在两个罂粟原产地，大卫·沙逊都深受欢迎。

土耳其、孟加拉作为一个传统穆斯林地区，能够接纳犹太人大卫·沙逊，这与他在中东巴格达的成长经历紧密相关。从装扮上看，除了宗教信仰外，很难分辨出其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

3、强大的资本支持。沙逊家族背后有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这两大家族即是亲家，又为同一支的犹太人。这两大犹大家族加起来的财富，比当时很多国家都富有，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

4、沙逊洋行在鸦片的研发、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创建了一套独特的手段，打得其他鸦片商贩毫无还手之力，有些甚至无奈退出这个行业，由此确立绝对垄断的地位。

例如在鸦片原植物罂粟的规模化种植与加工中，沙逊洋行根据英国殖民地的不同地域条件，进行不断地改良，培育出上等的的罂粟品种，其中最好的在孟加拉地区。

另外，沙逊洋行之所以能打败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其他英国大鸦片商贩）等，也跟大卫·沙逊能够轻易调动大量人员到孟加拉的鸦片地头上跟当地农民直接签订收购协议有很大关系。

而大卫·沙逊能与孟加拉的农民直接签订收购协议，是因为他采用了印子钱的方式，即先期提供大量的资金与鸦片种植技术给贫苦的农民种植鸦片，换取其生产出的鸦片只能卖给沙逊洋行的保证。

当然，为了让英国殖民地政府以及军队为其鸦片的种植、生产和运输提供强力武装保护，大卫·沙逊也没少给英国政府的行贿，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叫政治献金。

从鸦片品质上来说，沙逊洋行恪守生产制作的质量标准，包括鸦片的形状，成色，是否便于运输等都胜过其他洋行一筹，更是远胜当时中国产的川土。而其他洋行就算有钱，也只能收购到一些质量很差的烟土。

在销售方面，沙逊洋行更是创造了奇迹，他们给中国经销商相当优惠的折扣，条件就是不能够卖中国土烟，也不能用中国本地的鸦片冒充「洋药」，更不能低价倾销与串货。当然，严格的规定与之对应的就是奖惩措施。

沙逊洋行的鸦片成色好，销量高，且利润高，即使没有这样的条件，中国经销商也愿意进货，而如今能他们赚得更多，傻子才不接受。最主要的是，跟沙逊洋行合作，可以少交很多税。（仅有的一次固定税由沙逊洋行承担）。

此外，沙逊洋行还做过详细的用户体验调查，用于改进鸦片的生产、制作和销售。例如专门分析了中国人吸鸦片的方式，在当时的西方人的印象里，中国人吸鸦片跟吸烟一样，站着或者行走都可以来一口。

而沙逊洋行出具的特征分析报告显示，中国人吸鸦片的时候并不会站着或者行走，而大多是躺着，原因是可以完全沉醉在吸毒上瘾的幻想快感之中。于是，他们得出结论，站着吸食鸦片，鸦片销量就会大跌。

最终，凭借着几乎垄断的进口鸦片贸易，沙逊洋行在中国贩卖鸦片长达 1 个世纪，获利最少 4.5 亿银元，差不多从当时的每个中国人身上掏走 1 块银元，这个数字比庚子赔款的金额还要高。

万国禁烟会与沙逊家族转型

1909 年 2 月 1 日，在上海外滩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暹罗（今泰国）、波斯（今伊朗）等 13 个国家的 41 名代表齐聚一堂。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一起。

各国代表齐聚是为了响应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提议，共商禁烟大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国禁烟会」。有意思的是，汇中饭店就是当时全球最大的鸦片商贩——沙逊家族的产业。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主题是讨论世界性的毒品泛滥问题，协调多方立场并商议采取共同对策。它第一次确认鸦片等毒品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禁止，第一次唤起了各国政府对毒品的关注。

「万国禁烟会」的主要内容基本被以后的海牙禁毒公约所采纳，成为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普遍原则。两年后，首部国际禁毒公约——《海牙鸦片公约》正式诞生。

清政府也派了两江总督托忒克·端方、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参加会议。在会上的多边讨论中，唐国安舌战英国代表以及他长达 8000 字的长篇演讲极为精彩。

最终，英国政府在美国、德国等的压力下很不情愿地承诺，答应尽快落实 1906 年相互承诺的《中英禁烟条约（十年禁烟协议）》内容，即每年减少 10% 的印度鸦片对华输出量，十年后全部归零。

然而，这些对于沙逊洋行来说，《中英禁烟条约（十年禁烟协议）》暂时不会对自己鸦片生意有很大影响，他们很清楚中国鸦片的巨大需求量，反而可以利用此机会狠捞一把，然后再逐步转型。

沙逊洋行从 1909 年起，就开始囤积大量鸦片在上海的租界，不再给代理商发货，然后大肆放出流言，声称接下来鸦片将会紧缺。这一举动让鸦片价格在中国迅速飙升，无数「烟鬼」纷纷前来抢购。

沙逊洋行等鸦片价格飙升到到一定新高价格时，就会放一批货出来，然后等待下一个新高价格出来，周而复始，直到 1917 年才结束。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主打鸦片——公班土价格上涨趋势得到证实、

1912 年的公班土价格每斤约为 18 两（一斤等于 16 两）白银；

1914 年的公班土价格是每斤约为 55 两；

1915 年的公班土价格每斤约为 100 两白银；

1917 年的公班土价格每斤约为达到 151 两白银的顶峰。

尽管通过囤积、散布假消息的方式，沙逊洋行几年时间又大赚了一笔，但万国禁烟会与《中英禁烟条约》还是对其的鸦片生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发生了如下变化：

1、从性质上来说，原来是合法，且光明正大的鸦片生意，又逐渐变成了偷偷摸摸地走私生意。

2、从数量上来说，从 1909 年起，沙逊洋行向中国输入的鸦片总量呈现断崖式的下降。

3、从行业上来说，沙逊洋行在上海的业务从以贸易为主转向了房地产与金融行业等。

值得一说的，当时西方的科学家们已经通过鸦片研发出了镇痛神药——吗啡，尽管一样存在成瘾性，但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为沙逊洋行接下来的转型，提供了一个机会。

从 1910 年开始，沙逊洋行就已经意识到，世界各国已经达成禁烟的共识，鸦片生意只会越来越难做，转型势在必行。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逊洋行做了以下两件事。

第一、开发出戒毒丸

虽然叫戒毒丸，但主要成分是可待因、吗啡，换句话其实就是用一种瘾品去戒毒别一种瘾品，两种瘾品还是同一类，结果可想而知，瘾君子不但鸦片没有戒毒，又染上新的毒品。

第二、生产药品吗啡

吗啡虽然具有成瘾性，但医用镇痛效果非常好，可以避免人活活痛死，但由于制作成本高，因此售价昂贵，利润自然也很高。

黯然退场

1923 年，上海沙逊洋行在大卫·沙逊的孙子维克多·沙逊操刀下，已经全面转型，曾经火爆的鸦片生意仅保留小部分，而主要投资业务换成了房地产开发，为此还专门开设了业广地产公司、祥泰本行、安利洋行等企业。

此时的鸦片已经不再是厚利多销的生意了，也成了世界各国禁止贩卖的毒品，而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开始兴起，利润远越鸦片，还不需要背上毒贩的名声，沙逊洋行自然乐得转型。

当然，大卫·沙逊不再贩卖鸦片，也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一战后英国实力大为下降，自顾不暇，能罩着沙逊洋行贩毒的地方有限。

第二、从美国开始的禁毒法案，已经开始延伸到欧洲，大量的民众反对毒品，英国政府也没有脸支持鸦片商贩。

第三、印度甘地等人开始非暴力的闹事，犹太人获得鸦片的主产区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大幅缩水。

第四、中国本土的种植鸦片种植面积以及鸦片的产量和质量远超沙逊洋行。

除了上述原因，在欧洲各个国家出现的反犹浪潮，尤其是法西斯纳粹政党上台以后，排犹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而贩卖鸦片，无疑是攻击犹太人最好理由，好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反犹现象。

然而到了 1932 年，中国的形势对犹太人也不利，纳粹的盟友日本帝国入侵上海。于是，沙逊洋行慌了，开始抛售在上海的产业。到了 1941 年，其各直属公司的房地产账面价值为 8689.3 万元。

抗战胜利后沙逊洋行持续的抛售产业，将资金转移至香港、伦敦，并将新沙逊洋行的总部迁至巴哈马的拿骚。新中国成立后，欠了一屁股债的空壳沙逊洋行全部并入了国营企业的范畴，正式结束了中国内地的业务。

在上海，沙逊洋行的杰作沙逊大厦（和平饭店），依旧矗立在外滩，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毒贩建造的大厦，静静的讲述着万国禁烟大会的历史，以及被世界遗忘的犹太家族贩毒史。